轰炸文明
--发往人类未来的死亡通知单

(见上传者注释{1})

 

内容简介

这是“本世纪以来美国最为离奇的案子”，也是在人类思想史上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件案子。

罪犯卡辛斯基，身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教授，深感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对现代文明深恶痛绝。经过他天才的思考，把他的抗拒现代文明的思想写成一篇长达6万余字的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宣言声称：①技术的进步将使少数人控制这个世界的所有方面，而多数人将丧失自由；②自由的程度是由技术决定的，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技术越高，自由就越少；③人类的进化赶不上技术的进化，不搭配理论。为了发表这则宣言，卡辛斯基不惜在长达18年的时间内，进行了16次爆炸活动，炸死3人，炸伤23人。这无疑给这篇文章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确实，排除卡辛斯基采用恐怖方法之手段残忍不论，卡氏对技术文明对现代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思考是堪称深刻的。而且，卡氏的文章极具煽动性，当这篇宣言发表后，立即招来成千上万的拥护者，甚至有人组织班子为宣言的作者竞选美国总统。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实在不可忽视。所以，有评论把卡辛斯基比作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宣言，完全可称作“二十一世纪的《我的奋斗》，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甚至人类的未来下的一份死亡通知书”。

幸运的是，这个案子终于在今年四月破获了。卡辛斯基本人也啷啷入狱了。我们人类又避免了一场浩劫――一场野蛮对文明、原始对现代、疯狂对理性的较量。有识之士将会看到，这种较量的胜负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

即使把卡辛斯基毙了,我们就敢说:“我们赢了”吗?

本书内容分三部分：

①全面介绍了卡辛斯基案的始末；

②全文翻译《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宣言；

③对《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作出评介。

希望每一个关心文明进步,文化指导和人类未来的人,都翻一翻这本书!

序言

不是一个低俗故事

刘怀昭

这本关于美国邮包爆炸杀手的书几乎是在一片爆炸声中封笔的:先是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800航班被炸,接着是亚特兰大奥运百年公园发生爆炸事件。

警方目前还分析不出其明显的犯罪动机，仿佛罪犯就是要“过把瘾就死”似的。“炸弹的结构并不复杂，”警方悻悻然地宣称：就是那种越来越司空见惯的土制炸弹。但是，对于生活在文明社会的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来说，任何一枚炸弹的意味都应该说是相当复杂的。人们仿佛已经丧失了惊诧的能力。炸弹照例能炸死人，但它已经没法再让人震惊了――这本身就颇费琢磨。

人们越来越见怪不怪，甚至连道义的谴责都越来越没精打采，这说明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现状越来越无能为力：他们对爆炸杀手的行为感到恐惧和愤怒，同时又约略从炸弹的邪恶宣泄中听到一种受挫的哀嚎；在工业社会，这种哀嚎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得到难以言状的共鸣。

美国的“炸弹文化”

在美国新泽西州，有几个孩子给自己所在的学校发传真勒索1300万美元，威胁要炸平学校。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警察曾经在一个售报箱里发现了一颗手榴弹；次日，又在此地的桥下发现了一枚8英寸的导管炸弹。以上几件事都发生在1995年某月的同一个星期里。它们比起同年发生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来并不起眼，和本书中描述的邮包爆炸杀手案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但却反映了美国越来越蔓延开来的炸弹危机。在那个工业文明登峰造极的社会里，对现实生活不满、感到压抑和没有出路的人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爆炸数据中心收集的信息，1993年全美境内大大小小的爆炸事件达1880余起，比10年前增加了442起。1993年，美国人在爆炸事件中死伤近300人，这还不包括同一年中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中死去的6人和炸伤的1042人。根据美国烟酒及枪支管理局的统计，这些爆炸事件中有半数以上是蓄意的破坏性文化行为，只有不到1% 是自卫性的。

炸弹的目标越来越“无主题”，爆炸的动机越来越“形而上”，蓄意的破坏性文化行为为主体的爆炸现象在美国形成了一种“炸弹文化”(bomb culture)。如果我们细究这种“炸弹文化”的来龙去脉，我们就必须从邮包爆炸杀手开始讲起、从卡辛斯基最近的被捕开始我们的倒叙。

“本世纪以来美国最为离奇的案子”

当今年4月卡辛斯基被捕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爆炸杀手专案组”的成员们相互击掌称庆。被炸弹邮包折腾了18年后，他们称他们终于可以歇口气了，终于可以放心地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终于不必担心不知从哪儿冒出的炸弹了――他们满有把握他们抓到了真正的unabomber（人们为不知名的邮包爆炸杀手起的诨名）。但结果是爆炸案仍在出现。实际上，卡辛斯基是不是真正的爆炸杀手（几乎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是）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美国“炸弹文化”的先驱人物18年来营造的那种文化气氛已经挥之不去。

“爆炸杀手”案导致了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耗资最巨、牵动部门机构最多的庞大的侦破行动。在卡辛斯基被捕后，这个案子被美国的犯罪学家公认为“本世纪以来美国最为离奇的案子”。爆炸杀手18年来神秘的犯罪生涯在浅层上很容易理解成一个超级恶棍与警察周旋的低俗故事，因为他10余年的性格铺垫发展、抖包袱一样留下的一个个悬念，尤其是他要挟媒体为他发表宣言的传奇之举，难免让人把他的故事解读成一个神秘、惊险、刺激的好莱坞电影，从而忽视了这个故事本身所承载的深刻的时代信息。其实，无论是爆炸杀手也好还是卡辛斯基也罢，这些炸弹中都郁积了深刻的抗拒工业文明的思想，每一次爆炸都充满着对工业技术的鄙夷和嘲弄。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对付这个专造土制炸弹的杀手时是相当失败的：警方抓获卡辛斯基并非仰赖它的先进侦讯技术，而是多亏其家人报了案。而且，卡辛斯基最终让他所诅咒的techno-nerds(科技混账)品尝了一种尴尬：他居住的森林木屋与工业技术没有任何瓜葛，甚至没有电，以致前来搜索取证的警方人员一时措手不及，只好采取用纸笔记录、描述调查情况的“原始”方法。

不是一个低俗的故事

爆炸杀手案和卡辛斯基的生活经历不是一个低俗故事，它在深层上呼应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那种存在的困境和道德层面上的挣扎。只可惜这方面书中无法着墨太多，因为，迄今为止，传媒中对“爆炸杀手”或卡辛斯基的私生活的考察是有限也极不可靠的。尽管人们正在想方设法地拼凑出卡辛斯基的性格轮廓来，却没有人对卡辛斯基有足够的了解。一切观察都十分表面，比如说，有人描述了他在哈佛念书时那乱糟糟的宿舍，但其实从来没有人真的踏进去过。卡辛斯基从来不让任何人走进他的生活，除了他36岁那年遇见的一个女人，但那个女人拒绝了他，因此他的生活中甚至从来没有女人。这故事里面充满了悬念和提示，但我拒绝了它们。因此这里呈现给您的绝不是一篇小说，而是对确实发生过的事的忠实的梳理，因此你尽可以相信书中任何数字和其它值得考证的地方。

姑且将爆炸杀手使用暴力手段这部分存而不论，他在宣言中对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走向的分析，多多少少反映了后工业时期人类正在面临的真实困境，即工业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它造成的人类的非人化。他进一步还阐述了这样类似的观点，即人类未来的命运不取决于政治体制的选择（民主制也好、独裁制也罢），而是取决于对工业技术发展趋势的把握。

他的这些思想在美国非主流文化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使得那些反抗“工业技术的乌托邦主义”的情况论者们(Situationists)跃跃欲试，这增加了美国社会的心理动荡。美国在美国人的眼中已不再是“任何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地方、所有存在的国家中最好的一个了”，因为，简单地说，技术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

今年4月，卡辛斯基被捕后，黄艾禾的一次来访促成了这本书稿的操作，她使我有兴趣去探究一下这个案子18年来的始末。王小东为我的撰写提供了大量信息材料，并且负责翻译了爆炸杀手宣言的全文。这里我必须提到徐兵先生，他使这本书得以和您见面。

最后,我把此书中我幼稚的文字献给易水,就像过去和将来应该的那样。

1996年8月14日

于北京玉泉路

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令

一个爆炸杀手

一百万美元悬赏

一连串尚未破获的爆炸凶杀案

自1978年5月以来，全美各地发生了一连串爆炸凶杀事件，具体原因及犯罪作案动机不详。至今尚未有任何个人或组织被指认为这些案件的制造者。从康涅狄克州到加利福尼亚，共有8个州发生了爆炸案。这一连串的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23人伤残。此系列案件在1987年至1993年期间中断，自1993年6月起再度出现。是月，住在加州蒂布龙的一位著名遗传学家和一位在康涅狄克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分别收到了装有炸弹的邮包，均在打开邮包时被炸伤。18个月后，一位广告策划专家被类似的炸弹炸死在新泽西州北卡德维尔他的家中。继之，1995年4月24日，加州圣克莱门托市的一位木材工业界议员被炸死。这些爆炸案据认定均出自一人(或一个团体)之手。

“爆炸杀手专案组”呼吁公众的协助。为此我们悬赏100万美元，奖励任何能促成指认或抓获案犯的信息的提供者。请与“爆炸杀手专案组”联系：电子信箱

Unabom@fbi.gov 或通过热线电话 1―(800)701―2662

(爆炸杀手专案组 1995.6.30 重新发布)

第一章 爆炸杀手

18年了，而且故事还远没有结束。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真正的回味，甚至可能永远不能了解这一切的真实意味。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即故事是以悲剧开始的，它还将以悲剧结束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悲剧之外早已品尝到了另一种更加微妙复杂的滋味，那就是耻辱。这是另外可以肯定的一点。这是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而且还在继续耗下去）、耗资最巨（已花掉了7000万美元），投入警力最多（该专案组由联邦调查局、美国烟酒及枪支管理局、美国邮政检查署三家机构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案子，而对手只是单枪匹马的一人。18年来，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这个神秘的杀手出没无常，酿造了一起起爆炸案件，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线索。

回溯事件的开端,联邦调查局一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因为无从搞清犯罪的动机,于是把对手庸俗化了。他们低估了对手的能量。

1978年5月25日，伊利诺伊州埃尔文斯顿。美国西北大学工程系的停车场上，有人拣拾到一个邮件包裹。包裹是寄给纽约州特洛伊的仁塞勒综合科技研究所的一位工程系教授的，看样子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邮局里去。有好心人按照上面标明的发信址将邮包寄还到了西北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一位教授那里。（这样的好事者以后在美国恐怕再也没有出现过。细究起来，美国人的很大一部分天真就在那一天被葬送了。人人自危的时代开始了。）那位教授很自然地将这个并不属于自己、并因此而显得可疑的邮包送到了校警那里。1978年5月26日，包裹在拆检时爆炸，一位警察因此而被炸伤。

一年之后，一个经过伪装的炸弹再度出现在该校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一位研究生被炸伤。数月之后，一个类似的邮包在航空托运中爆炸，致使从芝加哥开往华盛顿的美国航空公司444 号班机紧急临时降落。

三起爆炸案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接连的爆炸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但好在没有造成大的伤亡。炸弹都是土制的，杀伤力并不大。

但克里斯·罗内最先预感到来者不可小觑。

当时罗内刚刚进入联邦调查局的罪行实验室工作，恰好接手检验444号班机爆炸案的残骸。他注意到炸弹的设计结构十分独特，其反应装置实际上是个高度测量计。罗内不得不惊叹其构思的巧妙。这显然是一个独创，作为专家，罗内还从没接触过这样的炸弹。炸弹结构并不复杂，零部件几乎都是手工制作，包括木制杠杆和旋钮，用料都极普通，是些连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也能造出的东西，却又都很能派上用场。罗内立即意识到，造炸弹的人是个并不专业但极具创造力的无师自通的天才，如果他执着于此，他还能造出更顺手的玩艺儿来。

由于该航班是由芝加哥发出的，联邦调查局责令芝加哥警察局找寻相关的线索。根据警方所提供的材料，同时还有两个类似的炸弹出现在芝加哥某大学的校园里。罗内随即作了进一步研究。他发现这些炸弹的制造原料全部是些碎木片、火柴头、刨花、废旧家用器皿等下脚料，于是给这不知名的犯罪分子起了个“垃圾爆炸者”的诨名。

7个月后，又一个炸弹出现了。炸弹同一本斯洛安·威森(Sloan Wilson)的小说《冰兄弟》(Ice Brothers)封在一起寄到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总裁帕西·伍德的家中。帕西·伍德在爆炸中受伤。

此后的几年里此类爆炸事件仍然不断出现，80年代后集中在加州地区。警方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但毕竟从中摸出了一个规律，即爆炸事件集中在大学校园、航空公司以及电脑机构等高科技密集地区。联邦调查局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

UNABOMBER

像 AIDS(爱滋病)这个词一样, UNABOMBER 在 80年代开始进入了美国人的流行词汇。这个新词是“大学”(University)、“航线”(Airline)和“爆炸者”(Bomber)的合成缩写,是“垃圾爆炸者”获得的一个更响亮更体面的新称呼。人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存在着。象爱滋病一样,人们并不知道这位出现在大学和航线上的爆炸杀手所来何指,这种横空出现的灾祸带来的恐怖是巨大的。“可悲的是”, 一个受害者说,“他一个人能这样影响着我们这么多人的生命,却一直不让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惹了他。”

这位受害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迪奥根尼斯·安吉拉克斯。1982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之前的那个星期五，安吉拉克斯漫不经心地走进校园的一间咖啡厅里吃早点，他注意到他座下的地板上有一只圆柱形的盒子，古怪地用电线缠绕着。他抬起盒子好奇地端详时，连接在一只小型汽油槽上的雷管引爆了，炸掉了他的三个手指。

这并不是安吉拉克斯和爆炸杀手的唯一一次交道。将近3年后，1985年5月15日，安吉拉斯在工程大楼他的办公室里，忽然听到一声爆炸。他冲出房门，看到楼道尽头的一间学生实验室里冒出浓烟。约翰·豪塞尔，一位正在攻读电力工程学硕士的飞行员，在拾起一个装文件卡的塑料匣子时触爆了绑在上面的炸弹。炸弹炸飞了他的手，他戴的空军学院纪念戒指上的“学院”二字清晰地嵌在了墙壁上。这个炸弹还永远地葬送了豪塞尔为自己设计的前程。事件发生一个星期后，他收到了他期待已久的邀请函，邀请他参加宇航训练的安排。进入太空遨游在豪塞尔来说是从小就开始起步攀缘着的天梯，他的手在即将伸出天空的时候被炸飞了。一年之后，豪塞尔仍然在接受心理治疗。

“根本没指望抓到他”

1985 年, 爆炸杀手的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华盛顿州、加州、密执根都先后出现带有明确的 Unabomber 个人风格的爆炸事件。1985 年 12 月 11 日,休·斯古拉顿在自己的电脑出租商店后门口拣起了一样东西, 一声巨响宣告爆炸杀手开了杀戒。

位于旧金山的联邦大楼在那些日子里灯光彻夜通明。由联邦调查局、烟酒及枪支管理局、美国邮政检查署组成的80多人的专案小组铺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该专案调查组还从五角大楼特批了一台庞大的平行程序处理电脑，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名册、驾驶执照和各地图书馆的借阅登记记录中寻找爆炸杀手，结果是一无所获。

专案组陷在浩瀚的数字信息中不能自拔，而爆炸杀手的手腕则愈发显得高明，好象专门在与他的专案组捉迷藏。他小心地抠去了电池上的商标，在邮寄时使用最普通的、许多年前印行的邮票。他专用随处可以搞到的普通化学物作炸药成分，同时不留下任何指纹。种种迹象表明，在最初的一个时期，他似乎刻意制造恐怖事件而又不想致人于死地。比如，他故意把炸弹的油糟灌得过满，没有留下汽油充分爆炸所需的足够气体空间。又比如，他不厌其烦地手工制造一些零部件，尽管这些零件明明可以在一般的电器、五金商店买到，且作用更灵敏、更难留下供专案组调查的个人特征。

另外，他似乎对树木有某种偏爱，不仅炸弹的包装、结构成分尽量使用木质材料（包括木钉和木螺丝，有些关键部分选用上好的红木），而且他寄给帕西·伍德（“伍德”是“木材”一词的音译）的那本《冰兄弟》上面也有树叶的图案。但是，仅凭这些又能说明什么呢？“至少他不是个专业的木匠”，专案组的成员唐·戴维斯分析说。戴维斯是旧金山邮检机构的头号专家，他看出爆炸杀手的木工活精致却又蹩脚：“锯痕不规整，边角总是一再加工。看样子他花了不少功夫去打磨、剖光，好让脱手的东西看上去像那么回事。”

这显然是个聪明而又怪癖得近乎变态的人，可以想象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怎样不厌其烦地精雕细琢着这些危险而又枯燥的玩艺，终日绯徊在地狱的边缘，与死神共舞。“他不仅小心翼翼，而且还乐此不疲”，联邦调查局的炸弹专家克里斯·罗内说，“他给各个部件都编了号，然后装了拆、拆了装，总要如此反复多次。”

爆炸杀手专案组的成立后，各种线索信息如潮水般涌进来。一个医生煞有介事地指认某香港地下黑帮为爆炸案元凶，每天还有不少神经质般的电话打进来，声称在某地发现了爆炸杀手的行踪。搞得专案组的成员满头雾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始终无从判断对手的犯罪动机，这使我们眼前一团黑。”专案组中的不少成员就这样在几年后无功而返、告老还家了。连罗内在某个时候也说：“我根本没有指望我们能抓到他。”

1987 年 2 月, 爆炸杀手在盐湖城酿造爆炸事件时终于第一次留下了一个身影。2月20日那天，一个妇女注意到住所外有个行迹可疑的人将随身的背包小心地放在一处停车车位上，然后四下张望着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个身穿带帽兜的运动衣的高个男子又走回来，静悄悄地背起背包离去。不出一个小时，附近的一家电脑商店里爆炸。联邦调查人员蜂涌进了盐湖城，在公共汽车站和路口都安排了检查人员，结果却仍然是痛失交臂。这次唯一的进展是他们得以根据那位妇女的描述勾画了一张爆炸杀手的相貌轮廓图，这便是那张美国人后来尽人皆知的穿背帽运动衣、戴墨镜、留着络腮胡子的爆炸杀手画像。

随着这张轮廓图的出现,爆炸杀手的犯罪活动令人理解地中止了。随后的几年里,爆炸杀手销声匿迹。血腥味渐渐散去,人们的生活很快被另外一些内容填充着,这位神秘

的杀手连同他所激起的愤怒和伤痛一起被人渐渐淡忘。但是恐惧留了下来，就像蝉蜕一样，当事件消失了的时候，它还依然在那儿。

浮出水面

像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我们这个时代同时具有进步和衰退两种趋势,并且(象预言家必然会告诉你的那样)在其一开始就埋下了结局的种子。爆炸杀手的出现和缺席,实际上都不可能给这种结局带来什么改变。

爆炸杀手似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沉寂了下去，人们宁愿想象他是在玩炸弹的时候咎由自取了。至于那一直让人们困惑不解的事件背后的神秘意味，如今也已显得不甚重要了――为什么不这样理解：人类行为原本就有毫无缘由、难以捉摸、不可思议的一面？

以高科技发展为主导的新工业技术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成了本世纪唯一可以挂齿的一件事。人的智力在往机器上延伸，与此同时却抽空了自己对生活本身的想象。在非洲大陆遥远的热带丛林里，一群美国人自杀了 [1]

，不出几年，得克萨斯州韦科城一场人为的大火中，新兴大卫教派的80多名成员赴死。这一年已是1993年。这一年的更早些时候，在一个飘雪的冰冷的午后，纽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但这个记录很快就在两年后被改写了），110层高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被恐怖主义分子炸毁。这一声爆炸的巨响是震聋发聩的，但它只是这一年美国2千2百起爆炸案的一个引子。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上，有人发出了这样一声哀号：“还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事也正戳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痛处：爆炸杀手卷土重来了。6月，加州圣克莱门托门市接连有两个爆炸杀手邮包爆炸，炸伤了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和一个耶鲁大学计算机学教授。半个月之后，美国司法部长简妮特·雷诺下令，要求实际已如同一团散沙了的“爆炸杀手专案组”重新组织起来，并立即投入有效的调查工作，争取尽快破案。仅剩下30余人的专案组又迅速扩充了100多名特工人员，联邦调查局、烟酒及枪支管理局连同邮政服务部门重新拟订计划。专案组总部及分支机构分别设在旧金山及新近案发的圣克莱门托市。

这一次，除了手中的爆炸杀手面部模拟轮廓图外，专案组还试图勾画出杀手的心理轮廓。

联邦调查局的侦察支持部头面人物约翰·道格拉斯接手了这项工作。1978年爆炸杀手露头时，道格拉斯就曾试图这样做。他将爆炸杀手出没的场所、攻击对象、炸弹制作结构等等所有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地方进行存档分析，希望找出爆炸杀手的个性化特征，帮助破案。罗内的炸弹结构分析提供了大量信息。他说，炸弹制造者的事无巨细不烦其烦的全手工制作过程说明此人的自恋情结和自我中心性格。“如果他只是想造炸弹的话，完全用不着这么费劲。关键在于，此人有一种无法遏止的冲动，要用自己的才智去尽情戏弄外界社会。”1979年和1985年联邦调查局曾先后推出了两个心理轮廓，均推断爆炸杀手年龄在三、四十岁，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蓝领阶层人士。

基于这样的推断,调查人员几年来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从事机场工作和飞机制造业的蓝领工人身上。另外,调查人员认为杀手可能出自北加州,不仅因为此地为爆炸邮包寄出最多地区,而且看得出杀手对此地区地形地理相当熟悉。

1993年，联邦调查局旧金山特别机构的行为科学家威廉·塔弗亚行将退休。在告老还家之前，塔弗亚想再做一件事。他拟了一份长达63页的问卷，在爆炸杀手受害人中作调查分析,又逐个考察了10多年来每次爆炸的始末。最后,他得出了一个令专案组大不以为然的结论:爆炸杀手年龄并非在三、四十岁间,而应是50岁出头,非但不是而且还在自然科学,比如工程技术方面有相当高的学历。塔弗亚还进一步作出结论说,爆炸杀手是个拉戴特 [2] 。

式的人物,仇恨工业技术,是个循世隐居者,他的根据是没有哪个有社会工作的人能有如此多的闲暇和兴致从事这种极费时的繁杂的手工和原始操作。

1993年9月，塔弗亚把他的分析结果写进了仅一页纸的备忘录里，呈到了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部。正在做着同一件事的约翰·道格拉斯将这页纸转到旧金山的专案组总部。

“他们当时对此根本就不屑一顾，因为那太出乎他们的想象了”，现在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塔弗亚想起这件事时仍然耿耿于怀。

处理这么一件拖了10多年、复杂棘手的案件，联邦调查局专案组的人已不大敢肯定该将宝押在哪一张轮廓图上了。“10多年了”，一位专案组成员说，“我们能知道的都知道了，比那些搞心理轮廓的人知道得多。”没有人怀疑爆炸杀手的天分。近20年来，爆炸杀手的土制炸弹越来越炉火纯青，专案组甚至能清晰地勾勒出他从自学摸索到成为真正炸弹专家的过程。

象是在和不是对手的对手捉迷藏，最终是爆炸杀手自己厌倦了这种游戏，迫切地要以某种方式把谜底说出来。

"FC"

盖伦特 [3] 博士：

那些高学历的人并不象他们自己想像的那样聪明。要是你真长脑袋的话，你就会意识到，天下有不少人都对你这样的高科技混帐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但凡你动动脑筋你也就不会蠢到要打开一个来路不明的邮包。

在你的《镜像世界》(MirrorWorlds)一书结尾处,你声称你所描述的那种发展乃大势所趋,声称任何有大学学历的人都能掌握计算机知识、都能成功地应付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的世界。你想以此而让你的研究堂而皇之起来。显然,没有进过大学的人不在你的考虑之列。而且你应当明白,有了计算机知识既无助于防止计算机对私人空间的侵犯,也无助于防止它对遗传工程(计算机在这方面投入颇巨)以及因过度的经济增长而恶化的环境(计算机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等诸多方面的浸淫。

至于你所谓的“大势所趋”，如果你描述的发展当真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话，它也并非象生老病死或春去秋来那样不可避免，它们之不可避免只是因为你们这些高科技混帐让它们不可避免。要是世上没有计算机学家的话，也就不会有什么计算机学的进程。如果你心安理得地去从事你的研究仅仅因为其不可避免的话，那你是否会因为扒窃不可避免便听任扒手大行其道呢？

然而我们并不相信发展和增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奉告。

F. C.

1995年4月24日，一个鞋盒大小的邮包寄到了加州林业协会。秘书小姐费了很大劲但是没能打开包裹，于是她把它抱到了总裁吉尔伯特·马瑞先生的办公室。马瑞是个极其随和的人，他一向不拒绝给自己的秘书做些这种小巧不言的琐事，然后不忘了在嘴上占一两句便宜。秘书小姐在把邮包放到马瑞的桌上时，隔壁房间的电话铃响了，她便跑出去接，这使她便于一死。邮包在马瑞手上爆炸了。这个炸弹杀伤力如此之大，使随之赶来的人们见到了血而没有见到马瑞。人们费了很大劲但终于没能把他的尸体拼凑起来。马瑞办公室的两扇门板飞了出去，整个办公楼里的人都感受到了某种强烈地震般的惊悸，而那一声轰响则一直传到两个街区之外。附近住区的人们都象逃难一样狂奔到了街上。这种失魂落魄般的慌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在5天以前，俄克拉荷马州的联邦政府大楼被恐怖分子炸毁，有164人当即丧生。

与俄克拉荷马爆炸事件不同，发生在加州林业协会大楼的爆炸邮包有具体的所指，它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近20年来，联邦调查局看到了他的影子，甚至也嗅到了他的气味，但还是抓不到他。

但是这次多少有些不同，“过去我们一直不能肯定他是想杀人还是只想炸伤别人来点颜色看看，现在他的杀机已坦露无遗了，”专案组一个成员说。同时，联邦调查局依稀听到爆炸杀手开始说话了。先是1993年被炸伤的盖伦特博士接到了爆炸杀手署名“FC”的来信，接着，在后来的几次爆炸案中，爆炸杀手也都在对手能看到的地方留下了“FC”的字样。

随着马瑞被炸死，一封信寄到了《纽约时报》。

（以下是《纽约时报》1995年4月26日收存的被联邦调查局指认为“爆炸杀手”的来信，信中声明对十几年来的一连串爆炸事件负责。信件署名为“恐怖组织FC”，其中有三段内容在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下删去。）

(此段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下删去)

这是一则来自“恐怖组织 FC”的消息。

去年12月我们炸死了托马斯·莫瑟 [4] .

，因为他是一名伯森―马斯泰勒公司的主管。伯森―马斯泰勒的众多罪行之一就是，在埃克森的沃尔代兹事件 [5] 之后，它帮助埃克森洗清其公众形象。但我们对伯森―马斯泰勒的攻击与其说是针对这一具体罪行，不如说是对它的整体原则的不满。伯森―马斯泰勒大概是公共关系领域中最大的一个组织，这意味着它所做的生意便是开发操纵人的心智的工业技术。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具体事由都更促使我们要杀一儆百。

一些新闻报导讹传我们是在攻击高等院校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其实不然。我们所攻击的那些高校人士均为工业技术领域的专家（我们也把应用心理学的某些领域，比如行为矫正，也算入技术领域）。我们不希望人们错误地以为我们会伤害考古学、历史学、文学等无害学科的学者。我们的攻击目标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尤其是在计算机和遗传学方面。至于我们放置在犹他大学商学院中的那颗炸弹，那是一次失手。我们不拟说明为何失手，因为我们不想给联邦调查留下任何线索。再说，那颗炸弹并未伤及任何人。

在过去给你们的信中，我们自封为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一个被滥用了的模糊字眼儿，需要作些澄清。我们之所以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打碎这个社会，使之成为一些极小的完全自治的单位。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通往这一理想的明晰的道路，因此我们将之留待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近前的目标则是要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摧毁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体系。通过制造爆炸事件，我们旨在加快动摇工业社会的社会稳定性、宣传反抗工业化的主张、激励那些仇恨工业体系的人们。

联邦调查局一直试图把这些爆炸事件视为偏执变态者的行径。我们不想枉费口舌去作什么分辨，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并不孤立。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不会透露我们组织中的人数，但任何读过那些无政府主义和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刊物的人们都会意识到，对工业技术体系的抗拒已深入人心。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阐发我们的宗旨,而不是在17年前我们第一次行动的时候?因为我们早期的炸弹效力太低。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太小、太不起眼的炸弹包往往杀伤力不大,还不足引起公众和政府的重视,不足以引发深刻的思考。所以我们暂停了几年，埋头进行大量的实验。现在，经过反复的失败和摸索，我们已具备了足够的杀伤力。

(此段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删去)

由于我们的爆炸物不再局限于管装，所以炸弹的大小和形状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已确知如何造出更加低能高效的爆炸物，正如我们声明的那样，我们已掌握了高效的爆崩材料。我们能把致命的炸弹装入更小、更轻、更不起眼的包裹中去，同时我们相信我们也会造出不同寻常的巨型炸弹。用手提箱大小的炸弹我们能让坚固的大厦墙倒屋塌。

显然我们时刻准备作出更多的破坏,而联邦调查局也似乎并不指望能在短期内抓到我们。联邦调查局是个笑话。

那些推动工业垃圾进程的人罪不容赦，但我们的目的与其说是惩罚他们不如说是传播我们的思想。然而我们愈来愈厌倦于制造炸弹：整夜整夜地闷头摆弄那些金属碎片、制造一触即发的危险装置，还要找寻足够空旷保密的地方进行爆炸实验，甚至把周末也搭进去，这并不是乐事。所以我们想进行某种交易。

我们有一篇2万9千字―3万7千字的长文已经私下发表。如果你们能按我们的要求将之刊登出来，我们将永久性地弃绝恐怖活动。它必须由《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或其它读者众多、发行面广的刊物登载。因其篇幅长，我们估计它会得予以连载。或者，它可得以出书。如是，则必须以较低的标价广为印行，还至少要在海外一些地方有售。任何人如愿意，均有权在此文刊出后的6个月内对之予以转载、再版，并允许享受相关的收益。6个月之后，此文须成为公共财产，以使任何人均可再版或刊载之。我们还要有权在我们的文章见报/出书后，在今后3年内每年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上登载一篇3千字的后续讨论或辩论文章。

我们的文章不会赤裸裸地宣扬暴力，但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显出火药味儿，这是因为我们提倡铲除工业社会，并且我们最终使用了暴力。但文章不会明确主张暴力，也不主张推翻美国政府，更不会有污秽淫乱或任何其它不宜发表之处。

何以见得我们在要求被接受之后会恪守承诺呢？这取决于我们通过履行承诺来赢得人心；如果我们毁约，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公众的尊敬，也就不会有人接受我们的思想。

我们终止恐怖活动的允诺受制于3个条件。第一：我们的允诺只在文章全文登载或出书后才生效。第二：如果权力机构在此之后对我们进行搜捕，追究我们爆炸方面的事，我们保留重新诉诸暴力的权利。第三：我们把恐怖主义与自我保护性的破坏行为分开而论。我们的所谓恐怖主义，是指出于要影响社会进程的欲望，故意伤害或杀害他人的行为。所谓破坏行为，我们指在相似的动机下故意的捣毁财产、但不伤及他人的行为。我们允诺放弃恐怖行为，但我们保留采取破坏行为的权利。

我们早期爆炸活动的失败使我们或多或少地打消了在当时作任何公开宣言的念头。那时我们过于年轻鲁莽了。多少年来，我们在改进爆炸技术的同时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在思想发展上，从而形成了严肃的行事主张。我们感到现在是公开表示我们反抗工业社会的思想的时候了。

请你们明白，对我们的回答就是妥当地在媒体上发表我们的宣言，好让我们说到做到。谨记通知我们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印发我们的文字，以及要用多长时间登载完毕。在回答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我们会把手稿寄给你们。如果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将继续恐怖爆炸行动。

我们鼓励你们发表此信。

FC

(此段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删去)

爆炸杀手的书信言论象一场脱衣舞表演，最终注定是要让自己坦露无遗。“显然，他在开口说话，在寻找沟通，在走出幽闭的隐居生活”，犯罪学说肯·汤普森分析说。

爆炸杀手在信中已传达了相当明确的信息:阻止现代社会的工业技术革命。“通过爆炸”,信中说,“我们要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摧毁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体系……加快动摇工业社会的社会稳定性,宣传反抗工业化的主张、激励那些仇恨工业体系的人们。”

信中的“我们”自称是“FC恐怖组织”，“因为安全的原因”，信中拒绝告知组织的规模，但专案组分析，“FC组织”纯属子虚乌有，不过是一个独往独来的狂人杜撰的障眼。一种推测说，“FC”是“Fucking Computers”（操他妈的计算机）的缩写。还有一种分析，说爆炸杀手的突然复出和开口说话是被新近发生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引出来的。因为那桩史无前例的恶性恐怖爆炸抢了他的风头，他被激怒了，他须得站出来重振威风，维护自己近20年的恐怖主义霸主地位，所以他要在信中声明“我是谁”。《时代》周刊载文，象是读懂了爆炸杀手的心思似地说：“俄克拉荷马案把人们的注意力都从他身上吸引走了，他当然要恼羞成怒。他要站出来说：那些玩炸弹的都是小打小闹，只有他自己才是正宗，让联邦调查局近20年煞费苦心的是他而不是别人。果然，他抛出了他最具杀伤力的一枚炸弹。他确实疯了。”

人们显然再一次把爆炸杀手庸俗化了。

登,还是不登

爆炸杀手要挟新闻出版界无条件发表他的文章，这不仅立即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一片哗然，而且将美国司法部和新闻媒体置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司法部专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有犯罪学家认为，如果向这种要挟妥协就会从此创下恶例，非但不会阻止这名恐怖分子的再度行凶，而且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恐怖分子出来纷纷仿效之。更进一步说，发表其文字在形式上象征了司法部的无能和联邦调查局的失败，实在要丢掉无法挽回的天大面子，恐怕今后更加威信扫地。

“先把面子放在一边”，在争论得难解难分时，联邦调查局负责此案的特别机构代表杰姆·弗瑞曼站出来说：“我所看到的是，爆炸杀手在他的宣言中的自述向我们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关于他的线索。如果登出来，那他无异于是在自我暴露，或许会有知情者向我们提供信息。”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事情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司法部的元老维多利亚·妥恩兴反驳说。

新闻界更是沸沸扬扬。被爆炸杀手点名的两家大报均表示极不情愿：“我们两家报纸谁也不会出于新闻性的原因而刊登这篇文章”，《华盛顿邮报》出版家唐纳德·E.格莱姆立即在报纸上作出反应说。《纽约时报》出版家亚瑟·O.舒茨伯格也说：“一想到爆炸杀手的血腥记录，接受他的那一套说辞实在是难事。”他又说：“你给他发表文章他就不再杀人了，这很合算；你发表了文章可他还是杀人，你又该如何收拾局面呢？”据统计，美国新闻界及出版家有42%对出版爆炸杀手的文字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样做是“牺牲新闻原则”，还会使媒体今后成为要挟的对象。

6月底，正当司法部和新闻界仍然在登与不登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又一封信寄到了《旧金山纪事》报，这一次开门见山，阴森恐怖：“警告：恐怖组织FC，也就是被联邦调查局称为Unabomer（爆炸杀手）者，计划在6天内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飞出的某架飞机上制造爆炸事件。”

为了证实消息确实出自爆炸杀手本人而非他人杜撰，这封短信上标着爆炸杀手当初写信给《纽约时报》时使用的9位数密码暗号。

但紧接着第二天，爆炸杀手就改了主意，他寄信给《纽约时报》表示：“(我写那封信)是因为公众太过于健忘了，所以要恶作剧一下，提醒他们。但是，不，我们不准备在飞机上放炸弹”。他声明他登载文章的目的是要声讨工业社会及政府豢养的少数精英对人类原初自由生活方式的剥夺。他特别强调了自由，即是以“F”打头的

Freedom，不是联邦调查局理解的为Fuck（骂人的脏字）的“F”。在信中他还提到了俄克拉荷马爆炸案：“我们强烈谴责这种滥杀无辜的盲目泄忿。”信尾，他口气认真地“惋惜”说，联邦调查局“令人惊讶地无能。”

联邦调查局顾不上为自己的“无能”辩解，也无暇分析这是否真的是恶作剧，自顾手忙脚乱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及其他各大机场进行了安全紧急布署。6天里，所有旅客都被告知，安全检查要比平时拖长2个小时以上，每隔三、五步就要出示一次身份证件，随身行李更是要翻个底朝天。邮政服务部门在这6天里拒收任何340克以上的航空邮件。机场里的气氛整天紧张得令人窒息，但每天往返各地忙于公务的人们则显然身不由已，兀自把命托付给上帝了。其间，一位由旧金山登机的律师因为一直戴着墨镜，被机组人员疑为爆炸杀手，在搜查时又发现他随身携带的半导体，立即如惊弓之鸟，呼吁机上旅客进入戒备救生状态，全部聚到了前舱，待飞机停稳后即作鸟兽散，结果却证明是一场虚惊。

爆炸杀手接着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三个月内作出答复:

登, 还是不登。

两报在一种道德的两难状态中进退维谷，如果登了，怕是败坏了两报近百年的所谓的新闻独立和清高传统，而且无异于与恐怖势力同流合污；如果不登，又唯恐将来爆炸案再起，舆论会谴责报纸见死不救，结果仍是成了爆炸杀手的帮凶。哥伦比亚大学自由论坛大众传媒研究中心的爱沃莱特·丹尼斯就说：“我们怎么可以和一个全然蔑视人类生命的家伙建立什么信任关系呢？”

这时出台了一个小小的的闹剧。专以色情照片和桃色新闻为特色的《阁楼》杂志主编鲍伯·顾西恩冒了出来，表示愿意孤身担起挽救生命和社会安全的道义，愿提供版面给爆炸杀手，毫无保留地、一字不改地全文照登他的长文，并愿给他开一个月的专栏。《阁楼》杂志是本《花花公子》类型的娱乐杂志，但其名声及销量还远不及之。“我对这事没有什么可犹豫不决的，”顾西恩称，他还要向爆炸杀手保证其预期的发行量，“完全照他要的那样去发表。”

《阁楼》的哗众取宠不仅立即引来了公众的一片嘘声，而且爆炸杀手本人也对此嗤之以鼻：“鉴于《阁楼》杂志品味尚不够档次，”他写给顾西恩的信中不乏幽默：“我虽可以答应这番好意，但还要多一点条件：我虽然仍会保持原拟的放弃暴力的许诺，但在文章发表在《阁楼》上之后，我还要再炸一次（仅一次）才洗手不干。”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150人的专案组决心作最后一搏。在华盛顿和纽约，专家们集中鉴定分析了爆炸杀手的手稿和书信，希望能找到一丝指纹、哪怕一点打印字迹上的破绽。“他一定是个极为谨小慎微的人，非常、非常地滴水不露，”路易斯·伯特兰姆绝望地说：“他肯定是滴酒不沾、如果他开车的话，他是从不违章，连个传票记录也不致留下的。”专项作心理轮廓的约翰·道格拉斯则补充说，爆炸杀手一定是幼年时受过虐待，所以充满对他人的仇恨。他可能是事业上极不得志，或者在电脑行业有过不快的经历，所以将愤怒转嫁到这方面的成功人士。专案组又重新发布了通缉令，100万美元的悬赏赫然在目，爆炸杀手的轮廓也在电脑网络上到处闪现。

抗拒工业社会宣言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发表了“爆炸杀手”的宣言

――他们希望能藉此终止爆炸悲剧 (CNN 新闻 1995 年 9 月 19 日)

（以下是与《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的出版人联合作出的声明，声明决定印发被联邦调查局指认为恐怖分子爆炸杀手的手稿。）

三个月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共同面对一位据知为“爆炸杀手”的人物的要挟，要我们印发一份约3万5千字的手稿。如我们不从，此文作者威胁要向某未被指明的地点邮寄炸弹来“蓄意杀人”。

连月以来,两家报纸就是否在胁迫下发表其文字而进行了密切的磋商，还请教了法律事务机关。国家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出于公众安全的考虑均建议我们发表，我们也已同意这样做。

因此，“爆炸杀手”的手稿被未作任何更改地发表在今天(1995年9月19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决定由两家报纸联合作出，费用由两家分担。之所以由《华盛顿邮报》来登载是因其有能力在日报中发行单印本。

唐纳德·E·格莱姆

(《华盛顿邮报》)

亚瑟·舒茨伯堡

(《纽约时报》)

在星期二的《华盛顿邮报》上，读者们发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夹页：8个版面，3万5千字的抗拒工业社会宣言，作者是“爆炸杀手”。《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两家报纸迫于压力满足了这位匿名作者的出版要求，他威胁说，如不全文登载他的宣言，他就要再度邮寄炸弹“故意杀人”。

司法部长简妮特．雷诺和联邦调查局长路易斯．弗里支持两家报纸“出于公众安全的考虑”而登载此文。

在司法部的力促之下，《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于星期二为所谓的“爆炸杀手”提供了专版，供他发表关于工业社会的未来的看法。作为交换条件，这位匿名作者许诺停止爆炸杀人。

司法部希望爆炸杀手能在全文得到发表之后恪守承诺，不再杀人，同时希望这样做能为破案提供线索。

《纽约时报》出版家亚瑟·舒茨伯格承认自己的报纸这样做是向爆炸杀手妥协，但他说这是不得以而为之。

洋洋洒洒3万5千字的宣言就这样在爆炸杀手给出的限期的最后一天见报了。它本身就是一颗重磅炸弹，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震动。它近20年的孕育过程，和它的出现的意味，难免要让我们回想到整整半世纪之前，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沙漠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它发出的强光遮天蔽日，带来隆隆的雷声，曾宣告了人类的壮观而又恐怖的原子时代的来临。“一百年内人类将知道它是何物，”法国的龚古尔曾经预言说：“一个人掌握这个知识，就能象吹熄一盏灯那样把太阳熄灭，还可以随意使它变亮或更暗些……这时那个长着白胡子的老好人上帝将会带着他的一大串钥匙下凡，对人类说：‘先生们，闭幕的时间已到。’”

1995年9月19日，爆炸杀手的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登载在《华盛顿邮报》上。

如同当初看到这朵蘑菇云一样，“有些人哭了，少许人欣喜，绝大多数则是默默伫立着一言不发”（奥本海默），爆炸杀手的宣言和它出现的原委让人们各怀心事，它阴沉沉地打开了又一个时代的门，上面打着后工业时代的印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开始向历史和自我宣战。

在宣言中，爆炸杀手诅咒高科技环境下的现代社会。他认为，工业革命及其后果一直是人类的灾难，它极大地延长了人的寿命，但同时使社会动荡不安、生活迷惘空虚，使人类笼罩在精神痛苦之中，也给自然界带来了巨大破坏。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将使这一局面更加恶化，它可能还会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和精神压力。工业技术体系使人们的行为方式远离了人类行为的自然模式，会把人类和众多其他生命组织永久性地减化为工程产品和社会机器齿轮，剥夺了人的尊严和自治。他在历数了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之后，倡导一场反抗工业体系的革命，这场革命源于对工业技术的憎恨。他声称，这不会是一场政治革命，其目的也并非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摧毁现行社会的经济和工业技术基础，回到原始的生活状态中去。他还对自由派、保守派和左派知识分子均进行了猛烈的剖析和抨击。他预测，世界的发展，不管经由生物方法还是心理方法，最后都会“修正人类。”宣言如同高科技时代工业齿轮挤压下一颗变形的心发出的刺耳呐喊，声音嘶哑但清晰可辨：它邀请并呼吁人类恢复工业社会之前的原初状态。

“发表这篇宣言的全部策略在于”，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悻悻然地说，“让那个天马行空一样的孤狼自己现出身来。他没有同谋，没有伙伴，连个可以告发他的人也没有……因此这是唯一的一步棋――让他现身说法。我们好在成千上万的嫌疑犯（专案组电脑中贮存的爆炸杀手嫌疑犯确实有这么多）组成的银河中看到闪光的那一颗。”

爆炸杀手的欢筵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的爆炸杀手酿造了一场场悲剧，18年来让联邦调查局一筹莫展，疲于招架。目前联邦调查局正在对嫌犯卡辛斯基调查取证，终于在他身上找到了犯罪的影子。

①1978年5月25日

伊利诺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一个可疑的炸弹邮包寄返该校，一名校警在开启邮包时被炸伤。

②1979年5月9日 邮包被放置在该校工业技术研究院，研究生约翰·哈里斯被炸伤。

③1979年11月15日

从芝加哥开往华盛顿的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邮包在托运包裹中爆炸，迫使飞机紧急降落。12名乘客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

④1980年6月10日

伊利诺伊州弗莱斯特河：联合航空公司的总裁帕西·伍德在家中被邮包炸伤。

⑤1981年10月8日

盐湖城犹他大学：一个放置在校园中的可疑邮包被校工拣拾上交，后由警方解爆。

⑥1982年5月5日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木盒包裹爆炸,炸伤了一位教授秘书简尼特·史密斯。

⑦1982年7月2日

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力工程及计算机科学教授迪奥根尼斯·安吉拉克斯被放置在咖啡厅中的炸弹炸伤。

33

轰炸文明――发往人类未来的死亡通知单

⑧1985年5月15日 约翰·豪塞尔在实验室被一枚装在塑料盒中的炸弹炸伤。

⑨1985年6月13日 华盛顿州奥本市:一只炸弹邮包寄到了波音公司,安全解爆。

⑩1985年11月15日

密执根州芝加哥大学安·阿伯分校:有两人被寄给该校心理学教授詹姆斯·奥克奈尔的邮包炸伤。

⑪1985年12日11日 加州圣克莱门托市

计算机商店的店主休·斯古拉顿被装在纸袋中的炸弹炸死。

⑫1987年2月20日 犹他州盐湖城:一位计算机商店的店主被装在纸袋中的炸弹炸伤。

⑬1993年6月22日

加州蒂布龙市：炸弹邮包寄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遗传学家查理斯·埃普斯坦的家中，埃普斯坦被炸伤。

⑭1993年6月24日 康涅狄克州纽黑文 耶鲁大学:计算机学教授大卫·盖伦特被炸伤。

⑮1994年12月10日

新泽西州北卡德维尔:广告业务主管托马斯·莫瑟在家中被邮包炸死。

⑯1995年4月24日

加州克莱门托市:木材工业界的政治活动家吉尔伯特·马瑞被炸死在办公室。

⑰1995年6月28日 洛杉矶国际机场:航班由于炸弹要挟而拖延。

注释：

第二章 卡辛斯基

“我为了一些别的目的，到森林中去了。” ――亨利·大卫·梭罗

弟弟

大卫·卡辛斯基的焦虑自6月开始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他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直觉。是的，他希望最终将证明这仅是一种错觉。这种念头抖然出现的时候他几乎是随心息了一下，然后他努力地想摆脱掉。伯克利、盐湖城、芝加哥……这些地方泰德恰都住过，这当然可以是一种巧合。反工业社会的思想、无政府主义、循世、……这些不是在美国非主流文化中比比皆是吗？自己不也有所当认同吗？而且，你凭什么能把泰德――自己的哥哥――和一个被警方通缉了近20年的杀手联系起来？

但是,这么一种隐隐的直觉来自哪里?是来自相通的血脉?总之,它一经冒出来就顽固地占据了他,等待着被推翻或者被证实。不，只能是被推翻，大卫对自己说。

那些天里，他有时会突然丢下手中的报纸，惶惶然地跑到阁楼上去，翻检那些放在木匣子里的信件。

那些都是泰德写给他的，有些信纸已经明显发黄甚至发霉了。这是20年来他们兄弟间的唯一的联系。“泰德，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做什么？”重新翻开这些或长或短但字迹工整的来信，大卫才发觉他其实对此一无所知。两年前，泰德写信来要些钱时，大卫曾回信再一次劝说哥哥。“我知道你和梭罗一样，一生所求就是要在自然界中感受到充分的自在，”大卫记得在信中这样说，“把生活逼进死角，将它降到最低限度，这些都可能有利于重新感受到自我，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泰德，你有没有注意到梭罗思想中的另一些部分呢？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毕竟是无法划清的，我们是不是还有义务要履行？……泰德，至少我想，你若是像我有了琳达一样有了志同道合的伴侣，那么你对生活的理解可能会更多一些。”他把这封信连同一张汇票一起寄了出去，并且没忘了在信封上标了一条红线。泰德曾经抱怨他和母亲的信往往“\x86\xAA嗦”而“多余”，以致他有时懒得拆开来看。“处理外界那些婆婆妈妈的人际关系早已让我有了心律不齐的征候，”泰德这样抱怨说。他要求母亲和弟弟今后务必在“紧急”和“重要”的信件上标以红线，“否则我可能会因为珍惜时间而把它们忽略掉了。”若不是信里夹了汇票，大卫是不会画上一条红线的。

不久，泰德回信告知汇票收到，顺便表示对大卫的那些劝说不以为然：“怎么说呢，你不可能一边吃掉蛋糕一边还想在手上把着它不放――有得必有失。”看到这里，大卫无奈地笑了一下。泰德不愧是个固执而且个性强烈的人，连他的语言都刻意地与众不同。比如这句格言，流行的表达是：“你不可能一边想在手上把着蛋糕不放，一边又想把它吃了。”泰德偏要倒过来说。

尽管他们之间相差7岁，泰德和大卫兄弟还是有许多共同点。认识他们的人对他们的描述总是如出一辙：聪明、内向、沉默。他们都是常春藤盟校毕业，但都没有拿他们的名牌大学高材生的身份去作向上爬的资本；他们都曾归隐山林，远遁到美国最荒僻的一隅，试图摒弃自己和大自然间的一切障碍。1990年秋天，琳达到南得克萨斯州的深山里找到了他（那天她留在了他的小木屋中。傍晚的时候出来看星星，正是新月升起的光景，荒原在朦胧的夜色中向南延伸过去，没入浩瀚的天空。在走出岫角，穿过一片山艾丛的时候，远山的雄鸡嘹亮地叫了起来，琳达说：“真是美极了！”她眼睛里跳动着红秋葵一样的暖色，大卫吻了它们，知道从此他不必介意生活在哪里），他们结了婚，迁到了纽约州，琳达教书，他则成了一名社会义务工作者，从此虽和泰德偶有书信来往，却再未谋面。

10月初，警方在芝加哥抓到了一个37岁的爆炸杀手嫌犯，大卫松了口气，仿佛自己与这件事摆脱了什么干系似的。这时爆炸杀手的《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宣言已见报多日，接着就成了新闻媒界的中心话题，但出于某种心理，大卫今天才拿出早已被琳达作了密密麻麻批注的9月19日的《华盛顿邮报》增刊来读。

在字里行间，大卫又一次感到了泰德的思想、甚至是他说话的语气，他厌烦地想把泰德先抛在一边――嫌疑犯已抓到了，“他不是泰德，”大卫自言自语说。

宣言的第 185段跳入了大卫的眼帘：“至于把工业化社会消灭掉而会随之引发的负效应――怎么说呢，你不可能一边吃掉蛋糕一边还想在手上把着它不放――有得必失。”大卫的脑海里出现了一片空白，他想想点什么，但思想瘫痪了。

任何一个稍具想象力的人都不妨站在大卫的角度上设身处地地思量一下大卫所处的那种困境。首先，在多大的程度上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责任感？这两者间的选择并非象一个外人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和其他“婴儿潮”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大卫骨子里是愤世嫉俗的。然而就在他哪怕是厌世的时候，他也仍然恪守着生活中的某种禁忌，这些使他看上去十分矛盾：思想上激烈而行为上保守。――说“保守”大概也并不妥当，毕竟，当他的同龄人用尼尔·杨的乡村歌曲来消解返朴归真的冲动的时候，他和哥哥却真的往山里走去，在那儿把自己全部交付给了自然，过起了没电没自来水的日子。在南得克萨斯人迹罕至的圣诞山中，他住的木屋离最近的山路也要有32英里。在建成这座木屋之前，他临时挖个沟住了数月，上面铺了防水的油布。这期间他曾有这样一段轶事：在一次远足的时候他拾回了一件印第安人放在林间的手制石刀，后来他听到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么做会惊扰了印第安人的山神，他于是就跋涉了40多英里，把那件东西又放回到原来的那座山中。兄弟之间互相背叛的禁忌显然是更难以跨越的。

其次，如果自己因为错觉和多疑而给泰德的平静生活带来麻烦呢？自己将无法承受兄弟之间的这种骤然增大的隔膜，并将永远生活在沉重的愧疚里。

对于他的哥哥，大卫早就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愧疚，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未免可笑。但他从自己对哥哥的一再迁就，包括寄钱养着他这件任何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上看，他明白自己一直摆脱不掉这种愧疚。这源于18年前兄弟之间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反目。大卫后来一直相信，1978年那个夏天发生的事，决定了哥哥此后的生活方向。但既使如此，大卫知道，他们互相之间仍是深爱着对方的，只不过这种爱变得苦涩、复杂了许多。

初秋的时候，大卫给泰德写了封短信，说希望能尽快见上一面，“我去蒙大拿山中去找你，或你来纽约都可以，而且琳达一直想见到你，她总听我提及你，却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说真的，泰德，我也快记不得了。”他相信，只要他见到泰德的眼睛，他就能读懂一切，他才能彻底把心放下。这对他十分必要，他在信上标了红线。

没有回信。这加剧了大卫的不安。

“这事还是太可怕了”

1995 年 10月底的一天，在芝加哥某调查机构工作的苏珊·斯旺森意外地接到一个电话，是她的好友琳达的丈夫大卫·卡辛斯基打来的。

大卫说他需要她帮助搞清一件事，但首先需要她答应不追问、并绝不向任何人透露消息的来源。他的语气沉重得象有什么东西压着。他在试探，小心地措词，苏珊感觉到他随时准备为自己说出的话后悔。

苏珊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卫的一切条件。接着她收到了几页转抄、打印下来的信件，在细细地读过几遍之后，她的心也变得沉重起来。12月，她与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5年的科林特·凡赞德取得了联系。凡赞德曾在1993年的大卫教事件中曾任协调谈判代表，是犯罪行为研究专家。当然，我愿意帮着分析一下，他在电话中对苏珊说。于是信件的打印件复本又接着寄到凡赞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法律事务所。

一共是两封信，信上隐去了台头和落款，但标明了时间。4页长的一封写于10年前，另一封是短短的一页纸，写于不到一年以前。

不必点明探问者的意图，信中的内容与爆炸杀手的宣言有惊人相似之处。凡赞德给苏珊打了电话，希望她能回答一些问题：她是在哪儿搞到这些信件的？这些信是谁寄的、寄给谁的？他的追问遭到了委婉但是坚决的回绝。凡赞德又分别找到了一位心理专家和一位语言学家来参与分析，两个人都得出结论说，这些信件和爆炸杀手宣言的确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1996年初，凡赞德作出结论说，这些信是有六成的可能性出自爆炸杀手。同时，他意识到自己和苏珊·斯旺森“责任重大”。他提醒苏珊：爆炸杀手的宣言已经登载了出来，一旦关于他的消息走露出去，他会有理由在任何时候重操旧业：“苏珊，如果你的当事人有顾虑而不愿去见联邦调查局的人，我需要知道。因为，假如你的当事人不去联邦调查局，那么我要去。”接着，他与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的老同事打了招呼，通知他们，如若在近期收不到有关爆炸杀手案的重大突破性新线索，便立即与他联系。1月 19日，在几位专家的进一步分析鉴定之后，凡赞德将信件与爆炸杀手的联系的可能性从六成提高到八成。

同一天，在芝加哥，苏珊·斯旺森的老板雷蒙·凯利提出，他希望与当事人见上一面。

迫于凡赞德的压力，大卫请了一位律师来出面处理这件事。这位律师便是苏珊·斯旺森在大学法律系时的同学安东尼·彼塞格里。彼塞格里要求亲自对信件作出分析，但大卫拒绝与他面谈，只希望他通过苏珊与自己联系。

1月底，彼塞格里给一位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老相识打了电话。这位调查人员并非爆炸杀手专案成员，但这也正是彼塞格里希望的：他不愿惊动任何人，他要按自己的路子办。他给对方看了这些信件，但没有说出其来源，接着开始谈条件：如果他把当事人带来并指认了嫌疑犯，联邦查局是否能答应进行“非侵扰性”调查？彼塞格里深知，大卫极不情愿联邦调查局的冒昧会扰乱了他哥哥的生活――尤其是他仍存有一线希望，希望他哥哥会被证明无辜。

看过这些信件副本的联邦调查人员无不明白这一线索意味着什么，他们绝不想失去它。几乎是一种破例，联邦调查局答应了大卫的条件。

2月初，大卫飞到了华盛顿，与联邦调查局的代表在彼塞格里的办公室晤面。“好的，”彼塞格里说，“这要么是历史性的一刻，要么是一场虚惊，但总归大卫会觉得好受些。”最后他说出了泰德·卡辛斯基的名字。

“这事还是太可怕了”，大卫面色苍白地说：“我要回芝加哥去见的我母亲。”

母亲

他是一个只有母亲才会这样深爱和怜惜着的孩子。20年了，他象出家的僧侣一样再没回来过。这期间旺达去蒙大拿看过他，但他只是在首府海伦娜与她会了一面，她从来不知道他在山里生活的样子。和大卫一样，她和泰德的联系也只剩下了书信。她爱自己的儿子，所以才由他去。

旺达精心地收存着泰德从小到大留在家中的所有东西，甚至他的房间还依然是他原来的布置，一切都是他离家时的样子，仿佛随时静静地等他回来。泰德偶尔会写信来，有的寄自密执根，有的寄自加州或盐湖城，更多的是从蒙大拿发出的。这些信都被旺达一一展开、铺平、按时间顺序码在一起,可以随时拿起来读一读――尽管在那密密麻麻的字迹中很难捕捉到温情。

没有办法，泰德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敏感而又不善言辞，聪明又孤僻，外表总被一层冷漠裹得紧紧的，好象并不需要从外界摄取什么。如果你翻开他从小到大的相册，你会在他的目光中看到一种一贯始终的东西，那就是让人看不透的缥缈。望着这双眼睛，泰德幼年时的一段事总是困扰着旺达。9个月大的时候，泰德得了严重的荨麻诊，医生对他进行隔离治疗，整整几个星期不让旺达靠近他。

几个星期后，当旺达第一次来医院接他的时候，他听到了她的呼唤，但是没却有回过头来看她。她捧起他的小脸，从他清澈的蓝眼睛里看到的就是这种陌生的缥缈。他很安静，完全没有刚送进医院时的恐惧和离开母亲怀抱时的哭闹。

4 岁的时候,家庭医生把当时他躺在病床上的这张照片拿给他看。

“泰德只扫了一眼，就赶紧把目光投向了别的地方，他拒绝再看到它。”旺达回忆时说，“哦！上帝！他依然还有着当初的感觉。”

泰德 4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抓了一只地鼠,把它放在了后院的笼子里,招呼泰德和弟弟来看。

“放它走!放它走!”泰德远远看到笼子里困着的地鼠就大声喊叫起来。这种冲动在泰德一生中都是极少的,他象撒泼似地跺着脚,小脸憋红了,尖叫着直到看着父亲把笼子打开,把地鼠放走了。

“他那时的样子让我想起”，旺达的回忆总是不知不觉地回到泰德9个月大的时候，“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他用小手抓挠着婴儿床的护栏，他想要我回来，他哭喊着向我挥动着双臂，但护士把我推了出去。”

旺达·卡辛斯基是个小巧玲珑、温文尔雅的芝加哥人。大概因为她和丈夫理查德早年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所以1942年泰德一出世，就给她的生活中一个补偿的机会。“这个母亲简直就是为孩子活着的”，卡辛斯基家早先的邻居勒罗伊·维恩伯格说，“旺达天天在家里指导孩子念书，有时就坐在房前的台阶上给泰德念《科学美国人》杂志，不管他是否听得懂。”旺达还常常带着幼年的泰德去逛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我对旺达说过，”泰德和大卫现年89岁的姨母说：“‘旺达，孩子还小啊，他还不到学这么多的时候。’可旺达会说：‘你不知道他有多聪明，他一学就会’。”

理查德是个通情达理随和开朗的父亲，对旺达教育孩子这件事，他一向是支持的，他还曾和旺达一起积极游说当地官员在住区附近开办一个儿童启蒙学校。同时，理查德的天性是朝向大自然的。这位食品加工厂的技术工人在工余总是带着孩子去远足。泰德和大卫总是象影子一样地追随着他，漫游密西西比河，在马尼斯蒂国家森林里宿营，这是两个兄弟共同珍惜的一段相当自由快乐的童年时光。父亲在这期间教给了他们许多基本的野外谋生技巧，比如怎样通过识别植物而寻找水源，怎样捕捉豪猪，怎样取火。他们的童年是充满书卷气而又狂野浪漫的，这使他们和周围的同龄儿童有一点离群。他们身上有一种与年龄和出身极不相称的清高孤傲。

6年前，年老的理查德因不堪癌症的痛苦而用猎枪结束的自己的晚年，79岁的旺达一个人在芝加哥形影相吊。大卫和琳达曾一再劝她卖掉房子，搬到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来，和亲人离得近些。旺达起初因为念着泰德会回来看她，一直没有答应。

1996 年初, 大卫从纽约来和旺达再一次商议搬家的事。就是在这个机会里,

大卫道出了深藏在心中的疑虑。

“不会的，不会是泰德，”老人几乎不等大卫说出理由就坚决打断了他。大卫没有作任何分辨，因为他从母亲眼里看到一种不容置疑的神情。他紧紧抱住母亲，关于这个话题他不准备再和母亲提起。但旺达继续唠叨说：“泰德不会做那种事，他根本做不出那么残酷的事。”她接着又把地鼠的故事讲了一遍。

大卫象个孩子似的哭了，“对不起，妈妈。”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开始默默地收拾旧宅。旺达捧出了泰德的信件和一些零散的札记、文章。“把这些都拿给那些人看吧，他们最终会证明泰德不是那个杀手。”

旺达·卡辛斯基甚至没有要求联邦调查人员出示搜查许可证。于是，在3月中旬的一个依然寒冷的日子里，联邦调查人员在她同意之下搜查了芝加哥的这所住宅。

“那简直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司法部的一位官员事后说，“我们对那些文字和其他物品进行了分析鉴定，发现了爆炸杀手的影子，信里有些完全是那个宣言中的原话。”

与此同时，一份绝密的备忘录呈到了司法部长简妮特·

雷诺的办公桌上，上面写道：“这很可能就是我们在找的那个人。”

泰德

坦率地说,关于泰德·卡辛斯基的早年,我们尚可根据旁人的印象勾勒出一个十分抽象的大概(而且我们会看到,旁人的印象是多么的相互矛盾!),至于他在蒙大拿山中的后半生生涯,即他所刻意追求的生活,我们则几乎是一无所知。

让我们先来看看后来被他彻底抛弃掉的那段历史。

1942年5月22日，泰德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近郊。那里是中产阶级的所谓“白人好区”，但是卡辛斯基家却属于蓝领阶层。母亲旺达是个极其聪明而有天分的女子，但她在受教育的时期正赶上经济大萧条，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往往为获得一个就业机会争得头破血流，而教育经费又一再削减。没有拿到一张大学文凭在争强好胜的旺达来说，一直是件憾事。在把两个孩子都培养成常春藤盟校的高材生后，她终于还是走进了学校。1968年，在泰德从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赴克利加大任教的那一年，她自己终于也修完了爱荷华大学教育系的课程，并拿到了一个学位，她这么做几乎就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因此这件事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

旺达一直小心地为幼年泰德作着成长记录:他又掌握了多少单词，他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了，甚至他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回来提了哪些她一时无法回答的问题，她都一丝不苟记了下来。泰德内向到了不肯流露出他对父母的依赖的程度，但旺达知道他是爱她的，因为他让她感到骄傲：在初中时他就连跳两级，升入高中时，他是从二年级开始念的。

在邻人的眼里，卡辛斯基家的孩子是“教育过剩”型的。“他们不大和我们周围的人们交往，”现年74岁的勒罗伊·维恩伯格回忆说。他当初住在卡辛斯基家后面的街上。“他们的孩子也不大和别人的孩子在一起玩，泰德更是这样，他甚至一回到家就不爱走出来。别的孩子不是这样。”

泰德好像天生就是个数学家坯子，他爱琢磨那些费脑子的事。“他会全神贯注地摆弄一道题或别的什么玩艺，有时会咯咯地旁若无人地开怀大笑起来，就象在和什么人交谈一样开心，”他过去的同学派特里克·莫瑞斯说，“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和什么人这么开心过。”另一位高中时的同学罗塞尔·莫斯尼说：“我的感觉是，从心智和社会适应力上，他比我们这些同龄人要小上10岁。一方面，教育体制很好地满足了他的智力需求，另一方面他的情感需求却被忽视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注意到这些。”

退休教师罗伯特·利佩说泰德是他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之一：“他思路敏捷得有时让教师难以招架，所以到了升高中的时候，我们商议让他跳级。”在课余，他还参加过生物小组、德文小组、数学小组，甚至还吹过低音喇叭。他样样都能做得很好，但都象是例行公事，没有引发对任何社会活动的兴趣。“泰德是个天才,但他显然还没为这个世界准备好自己，”维恩伯格说

。

但他的确对一件事情有着特殊的兴趣，“泰德喜欢用电池、线圈、硝酸钾什么的做爆炸物，”童年时的伙伴戴尔·埃克尔曼说。“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对烟火制造术极为热衷，”旧日同学罗杰·鲍得维尔说，“但那时我们不少人都这样。”他忆起一次在化学实验室发生了爆炸，一位女生因此而失聪。“有个男生问泰德怎么做炸药，他就告诉了人家。那个笨蛋于是就坏了事。泰德并没去做，但他也没有想到告诉人家：这样做危险；他的个性十分单纯，所以总是事后吃哑吧亏。”但莫斯尼和莫里斯并不认为泰德性格中具有破坏性：“他从不动怒，是个随和的人。”

1950年，泰德的弟弟大卫出生了；50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二战后蓬勃兴起的年代。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在富足的生活之余已因为昔日的麦卡锡主义的政治喧嚣、核武器的恐怖、以及对大萧条的回忆而沉默了下去的话，那么新起的“婴儿潮”一代是决计要大声叫嚷着做些什么的。

50年代,计算机在美国开始投入商务使用,电视机也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电视机不仅模拟着现实社会,同时也在参与和改变着社会――接着是信息时代的徐徐降临,犹如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它影响着社会的进程、改变了整整一代人,不仅改变了这代人对父母、师长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也使他们重新考虑如何为人处世。

将这一代与他们的父辈划分开来的不仅是电视机，还有原子弹。对于原子弹的这些同龄人来说，“明天”成了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整个世界忽然象一枚鸡蛋一样一碰即碎。父辈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设计的“未来全景”几乎正在稳步走进现实生活，但是却拖着一股沉腻的工业废气，它窒息了任何可能的美好想象。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超过了美国。美国人在惊讶和羞怒之余，将注意力转向了美国的教育事业。1958年，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特别强调要对自然科学、数学和外国语教学提供财政支持，以加强这些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国防教育法”明确地表达了一个基本思想，即教育要与国防相结合，以保证国家未来的安全与繁荣。

泰德在常青公园中学毕业时获得了“国家智育奖学金”，随之，泰德的少年时代早早地结束了。1958年，16岁的泰德·卡辛斯基拿到了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奖学金。从当时他的天赋和机遇来看，他几乎就是应世而出的，而跨进哈佛，实际上就是跨进了当时主流社会上层阶级的门槛。

从中西部市郊来的这个害羞、腼腆的半大男孩，显然并不怎么习惯哈佛校园里那种贵族气息，更不善于东部同学所讲究的那一套闲适、优雅的文明社交规范。他当时住在校内的爱略特学生公寓里。“那里住的基本上都有钱、有声望的东部子弟，”当时同住一楼的派特里克·麦金托什说，“我们这几个中西部来的毛头小子也被安顿在那儿，大概是因为校方想改变一点那里的公子哥气吧。”但泰德即使和中西部的老乡也不大合得来，离开家之后，他的孤僻清高愈发凸显出来。他的寝室在楼道的尽头，“他有一种回避与人交住、甚至避免打招呼的特别功夫，走过旁人时会加快脚步，进得房间便急急地把门带上，”同学麦克·洛尔说，“在我记忆里，他对臭虫好象比对人更感兴趣。”泰德的寝室“满地都是垃圾，散发着牛奶、三明治的酸腐气”，麦金托什回忆道，“他是我在哈佛见过的最怪的人之一。他并不粗野，如果向他问话他也会尽量以最简短的方式应答。但你从来不可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泰德的内向孤僻在周围的人看来倒也没有太多值得大惊小怪的，数学家多半都在社交方面显得古怪：他们的世界往往是极为抽象的。“他身体削瘦，有一张清秀的脸和一头卷曲的深棕色头发，”一位比他小几届的哈佛校友记得他偶尔会出现在校园的通宵自助餐馆里，加入到一些数学和哲学专业学生的讨论中,泰德似乎对康德的理想主义哲学尤其感兴趣。

但在另一位哈佛同学理查德·亚当斯的记忆里，对泰德的印象几乎是零：“我只能想起他独自一人坐在教室里的样子。你很难发现有谁能和他做朋友，他的生活里好象就没有朋友这回事。”

在他从哈佛毕业、到密执根大学读博士时，情况也是大致如此。在60年代的校园里，穿夹克衫还打领带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卡辛斯基却依然是这么一副打扮，显得蹩脚而保守。他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从来就不是敏感的，因此显得很不入流。“我认为他从来不肯走出自己去和别人社交，”泰德当初在密执根大学时的导师彼得·杜兰说。在学习期间泰德已开始在学刊上发表论文，这在当时的研究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学术领域是高级微积分中的囿函数问题，杜兰认为这过分落伍了，曾劝他另选学术方向，选一个更热门更实际的领域。但泰德执意不肯。缺少学术研究上的搭档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一向喜欢一个人研究和做事――这也是他学数学的原因。学业终了时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校方颁发的优秀人才奖，但是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更不可能向他祝贺。而对他来说，这些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甚至也无所谓成就感，在他看来他只是完成了一些替代性的社会活动罢了――人们自己能做的事越来越受到体制铺设的轨道的限制，终其一生不过是顺着这条既定的轨道滑下去而已。

1967 年,年仅 25岁的泰德·卡辛斯基博士幸运地被第一流学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又译“伯克利加大”)聘为数学系的助理教授。在那一年新聘到该系的10位学者中，泰德被认为是最具潜力、最有希望得到终身教授职称的人。

当时，美国在经济繁荣的外表下正经历着空前的思想狂乱，新左派思潮、性解放运动、反对越战、黑人平权运动……美国文化中长期以来占正统地位的传统因素正在发生根本性动摇。青年人对传统的否定意识导致了反主流文化的兴起。这个时期，新左派思想在青年中影响极大，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了整个60年代的美国青年的反叛运动。心理学家保罗·古德曼在他当时广为青年人传阅的《愚蠢地长大》(这本书也曾被爆炸杀手引用，并且在卡辛斯基处找到)一书中，以他敏锐的眼光观察和分析了美国社会，认为美国社会虽然拥有大量财富，但是青年中却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出现了许多违背理性的思想与行为，而问题正出在体制内部。

“新左派”思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964年，在《单相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集中阐述了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他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相调和，指出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人们的精神、行为受到控制，产生了“单相的人。”他主张把一切对社会不满的力量联合起来，排斥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以达到毁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这一系列理论对6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当时的青年政治运动成了“新左派”思潮的组成部分。1962年，密执根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提出了一份长达62页的宣言，体现了参与政治运动的青年学生们的一些思想，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提出了“分享民主制”的口号，即建立每个人都参与解决重大问题的社会管理制度，提出建立起一些与现行社会制度相平行，但是又有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准则和方式的微型社会结构，即所谓“平行社区”。

爆炸杀手在他的《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这一宣言中对这一时期以来的思想包括“新左派”、黑人人权运动、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等，作了大量再分析再批判，但同时他自己的行动策略显然也顽固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新“左派”的印记，比如他不否认暴力活动的意义，认为采用暴力的作用之一就是能激怒当局，迫使它采取严厉的报复性措施，由此“撕下它的面具”、引导人们重新认识美国社会和自身。

当时，泰德所身处的伯克利加大正是学生运动最为声势浩大的地方，当时校园中的反战运动，用泰德的校友罗伯特·沃德的话说就是“劈头盖脸”：“你必须作出选择，你要么是这运动的一部分，要么就是反对它。”连泰德在密执根时的指导教授杜兰也起草了一份宣言，呼吁教育界同行不要为国家机器卖命，不要签军事服务合同。但泰德仍是依然如故，仍然十分安静，仍然不出入任何团体和社交场合。当时，在反叛的学生中充斥着毒品和性，而泰德只是冷眼观之。“他天生是个内向和不随大流的人，”一位同学回忆道。泰德当时教着一门基础理论课程，曾经有恶作剧的学生在黑板正中央贴了一幅《花花公子》杂志的彩色裸体插页，但泰德居然象没看见一样，在板书时兀自绕过去。

1964 年 9月,伯克利校方公开禁止学生在校园从事与学业无关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由此触发了长达6年之久的声势更为浩大的“自由言论”运动,这是对战后多年来美国流行的“高等院校应该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工具”这一指导思想的直接挑战,几乎所有学生都参加了这一运动,呼吁不做体制的奴隶。

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泰德周围的人们深感吃惊的事：他提出了辞呈。“这事本身并不奇怪，”原系主任约翰·阿迪逊回忆时说，“许多愤世嫉俗的学生都放弃了学业，另找事情去做了，我的一个学生当时就到乡下当了木匠。让我吃惊的是这事竟也发生在泰德身上。他不是那种激进的人，一般人都以为他当时在学院里的前程已是十分确定的了。”阿迪逊想努力劝阻泰德留在学校教书，但他去意已决。

到山中去

1969年6月，泰德·卡辛斯基博士正式辞去了他在伯克利加大的教职，开始了亨利·大卫·梭罗那样的游历。一个世纪之前，梭罗因为厌倦当时的教育制度而走出了学校，开始了他以自然为家的思想的具体实践。在梭罗看来，在自然中游历、投入到对自然的观察中并将自然转化为自己的意识，是一个关于我们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地方、关于我们以及这些地方是从何处开始、我们又将在何处结束的故事。在他看来，假如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便可以面对失去位置的境况：“这样做了之后，他或许不得不依靠北极星的指引在黑暗中找寻自己的归宿；在地球上迷失了方向之后，他反而觉得离它更近了。”在“高处清新、纯净的环境中，”梭罗说，“可以感受到一种远离平庸影响的”崇高而孤独的宁静感。

泰德先是去了盐湖城，在那儿的一家锯木厂做零工，然后又去墨西哥游历，在那儿学得了流利的西班牙文。放弃了他的数学，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唯一身份判别，也就是放弃了和主流社会的唯一的社会联系。当时，他之外的美国人都过着大致雷同的生活，无论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有何不同，他们都驾驶着小汽车，从超级市场购买塑料袋包着的机械化农场的蔬菜和速成食品，使用冰箱、空调和管道煤气――这些似乎便是现代人的普遍标志。几乎还没有人预见到这种文明背后的蒙昧：工业化进程正在侵吞大自然，正在带来能源危机和其它方面的人类生存危机。

与此同时，高科技正在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遥感技术应用，构成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

一旦走进山里，泰德·卡辛斯基就发现他永难再重回那个按照某种惯性兀自向前发展中的现代社会中去了。曾几何时，数学是他逃避人际关系的象牙塔，现在他一无所有了。1970年，大卫也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经历反叛运动的种种挫败感之后，当初那些反主流文化的人们开始又重返主流社会，美国正在进入一个保守的年代。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大卫对未来心感茫然。正因如此，他理解和钦佩哥哥的生活选择。1971年，他帮助哥哥在蒙大拿州大陆分水岭附近的荒山老林里买了一块地，在那儿泰德自己动手造了一间10 × 12英尺的木屋，还挖了一个地窖，这些都是当初从父亲那里学会的。泰德一连几个冬天都住在那儿，偶尔外出找些事做，挣零钱糊口。给弟弟写信时，泰德曾得意地讲述自己怎样靠区区数百元钱过上相当充实的一年。他在附近一家磨坊干过一阵，但似乎并不精于此道。“泰德干活很卖力，他从不偷懒”，镇上57岁的伙计勒兰德·马逊说。可他有些笨手笨脚，缺乏一些简单的常识，尤其对机械操作一类的事情怵头，因此他挣的钱总是很辛苦。泰德进山时开进来一辆卡车，因为出了点小毛病，他不知如何修理就只好将它弃之不用，风吹雨打了半年多后，有人主动将它买了去，结果只花了25美元的修理费，就把它开跑了，从此泰德只骑一辆自行车出山。

正如人们无法断定当初他为什么突然放弃教职、隐入山中一样，我们一时也很难说清楚，在远离了之后，为什么他对那个身外世界的牵挂反而多了起来。1970年2月28日，他曾写信给当地市政建设部门，对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小汽车的普遍使用表示忧虑。1972年，他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文，抨击遗传科学研究中的潜在问题，为了得以发表，他把文章散寄到各地的报刊专栏上去，但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得到回音。

这段时期大卫在爱荷华的一个社区学校教书。和哥哥一样，他也是个沉默寡言、内向聪明的人，但是他要随和得多。他会愉快地应邀参加邻人的Party(聚会)，有时也会约学生或同事到住所去谈天。同事吉姆·威斯特说：“你和大卫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话。他很腼腆，话不多，但是善解人意。有时我们拿他的大智若愚开玩笑，他就会红了脸，说到他的哥哥，说哥哥比他聪明得多，甚至连他自己都很难与他交流。”周围人还有对大卫的另外一点突出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节俭。在他的住处，他用果酱瓶当作喝咖啡的杯子用，来招待客人，这在一个高消费的时代简直算是一种怪癖了。

和哥哥的通信一直占据了他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对哥哥思想发展的脉络了如指掌，为哥每一次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尝试以挫败告终而感到难过。人生的目的――哥哥后来在信中言辞激烈地表达说――就是自治，一种绝对的自由状态。他还批驳了约翰·多恩的“人不能是一座孤岛”的说法，认为在一座孤岛上一个人才能安静地生活在自己里面。

不过，这个时期泰德还时时走出山来，作偶尔的远足。而大卫突然也于1976年辞了教职，一边开公共汽车，一边写起小说来。和哥哥不一样的是，他不喜欢把这些文字拿到外面去，至今他写的小说手稿已装满了几个抽屉。

“我要把事情摆平”

1977年的某天，芝加哥西北大学的数学教授唐纳德·萨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来访者。这是个高大、消瘦、留着络腮胡子的男子，操本地口音，举止也温文尔雅，但他的发式和装束都显得极古怪而邋遢，象是从一个很遥远的陌生地方来。这个男子拿出了一摞厚厚的论文请他指教。乍一下他以为这是哪个谦恭的，登门求教的社区走读大学的学生，但接过手稿来看时，却是一篇不着边际的、抨击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研究事业的评论文章。他信手翻了翻，难免感到诧异。

他抬起头，遇上了对方一双惶恐而殷切的目光。“啊，是这样”，萨里有点不知所措地问：“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

“这是我对现实社会的一些思考,我认为有必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这种思考,并且对现实做点什么。”

萨里侧过头来，表示愿闻其详。

“我希望它能得到发表的机会，但我不知怎么去做。”

萨里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天下真有这种偏执愚妄的人!但是他尽量一本正经地说:“是呀,是呀,但是现实中矛盾产生的速度比我们解决矛盾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人们往往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不由得继续那么去做,”他看到对方想分辨什么,便急急地把话说完:“我的意思是:问题本身不那么简单――不过我倒是乐意推荐你到工程技术系的一、两位教授那里去,他们的领域和你的兴趣更切近些,或许你们会有的谈。”他匆匆地在便条上写了两位本校工程技术系教授的名字,就把来人打发走了。

他没有想到,这位陌生古怪的男子第二天又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穿的还是昨天的那套衣服，只是显得更邋遢了一些。昨天刻意梳到脑后的头发现在乱蓬蓬的，象是刚从睡梦中爬起来的样子。他手中仍然拿着那厚厚的论文。

“他们连看也不想看它一眼”，陌生人声音低沉，显然是想压抑住因羞恼而产生的颤音，但里面还是分明流露出苦涩。

这本不出我的意料，萨里心想，他惊讶于这个男子如此脆弱冲动。

“啊,要我说来,或许你的文字还显幼稚,太情绪化了一些,直接地说,我认为你不妨先回到学校里去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萨里显然把来客当成了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粗人。

对方被深深地刺激了,因为他竟涨红了脸,愤怒得身体在颤抖。

“我要把事情摆平，”他一字一句地说，这个人说完就走了。

在后来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场合里，萨里发现自己迫切需要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苦苦地终于未能想出这个人的名字。当时来人是报了姓名的，他的论文的扉页上也署了名，但是萨里当时显然没心介意这些。他只记得过人的名字中有“K”“C”“Z”的音节。直到近20年后的1996年，当在报纸上读到卡辛斯基的名字时，萨里才恍然大悟。

爱伦

1977年大卫也回到了芝加哥，在市郊伦巴德的一家海棉厂打工，并且很快升任了业务主管。大卫是那种无论做什么都极敬业负责的人，尽管他做这份工只是为了挣些盘缠。和哥哥一样，他那时以为，他迟早还是要上路的。

泰德这次出山到芝加哥来，当然是为了他那篇颇费心血的论文，但最初却是因为大卫写信相约，说在老家可以找到事做，“我们不得不先为生存而劳作”，他说，另外，他极希望兄弟在阔别多年后的聚首。

于是有了这次兄弟间在故乡的难得的相聚。我们无法得知对这次团聚是否带给泰德什么的感触，但大卫的确是被哥哥的满面风尘震动了。那风尘里面酝酿着一个故事。但泰德从小就不善诉说，或者是他拒绝诉说。这从他9个月大时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察觉，并且有了某种态度，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躺在医院病房的婴儿摇床里。

这一年，老理查德的身体还算健康，自已操持着一家小型的食品加工厂。而旺达在两个儿子远走高飞、自己也学完了大学课程之后，曾经试过在附近一家社区小学教书，但这好象并不象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么顺手，她常常遭到那些不听话的孩子的戏弄。一段时间后，自尊心极强的旺达终于离开了这件不胜其烦的差事，而此时两个儿子的意外归来让她的失意得到了莫大的补偿。

1978年那一年的夏天，泰德和一个女人擦肩而过。这是他一生中唯一贴近生活的一瞬，因此这一次他承受的打击必定是致命的。和在萨里办公室里遭受的那次打击不同，这回是一件他一辈子都无法摆平的事。在此之后，泰德就很快重新上路了，远远地隐循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如今想起来，我们或许有理由为他当时莫名其妙涌起的暖意扼腕惋惜，因为，它原本可能会改写我们的悲剧故事。

1978年那一年的夏天，泰德和大卫打工的那家海棉厂新来了一位女性，她叫爱伦·塔麦克。泰德很快发现自己爱上了她。

据人们所知,泰德在此之前的36年生涯中从来没有对哪个女性产生过特殊的依恋。他生来仿佛只对两件事感兴趣:数学和僧侣生活,而这两件事都排斥了女人。我们已经把他洁身自好的生活追溯到了60年代泛滥着毒品和性的哈佛―伯克利校园，我们还知道曾经有女学生被这位英俊而特立独行的年轻教授所吸引，但这些都没有对泰德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由于我们相信爱情的魔力，因此对泰德坠入情网这件事真正感到难以理喻的其实是泰德自己。

关于爱伦, 我们所知道的是, 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东部女子,

年龄和大卫相近, 又一个“婴儿潮”时代的产儿。她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

但从最近泰德被捕后她出现在媒体上的模样看,

依稀能领略她20前的风采。但是风采绝对不可能是打动泰德·卡辛斯基的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东西。关于那一段微妙的情感瓜葛,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爱伦明白得近乎冷酷地拒绝了泰德的求爱。在近20年后,

她以同样近乎冷酷的态度拒绝了新闻媒体的追逐, 包括金钱的诱劝,

她明白无误地表示不予公开这段私人情感。但是当德·卡辛斯基被外界描绘为一个委琐的变态的失恋者时,

她站出来维护了他。

1978年8月23日，身为工厂业务主管的大卫决意开除了哥哥泰德，因为他发现失恋的泰德神情恍惚地在工厂的机器上涂写爱伦·塔麦克的名字，并且还作起打油诗来。在遭到警告之后这种情况仍有发生，并且工作状态明显不能令人满意，有一次险些出现操作事故。

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兄弟身上是令人难堪的，大卫几乎无法原谅哥哥在这件事上的失态。尽管许多年后，他开始为此深深地负疚，但开除泰德一事纯属公事公办、没有太多可以后悔的余地。大卫所深感不安的是在工作以外，他没有能为自己的兄弟做些什么。

泰德在被辞退后没有立即离开伦巴德，而是在附近另一个家工厂继续打了一阵工。这期间他写信给爱伦说，他想过要伤害她，但他改变了主意。

在山中

1979年夏天，泰德辞掉了这份工，回到了蒙大拿山中。这里是美国大陆上最为完整、也是最为浩瀚的一块蛮荒之地。除了游牧者留下的星星点点的遮风蔽雨的茅草棚子之外，这里放眼望不到人迹，更望不到任何工业社会的痕迹。封闭、蒙昧、狂野不羁，这里几乎仍然是新大陆被发现之前的原初模样，也正是泰德·卡辛斯基要将生命最终交付的所在。在他眼里，这里是回归生命家园的入口处，与天堂只有咫尺之遥。与社会沟通的努力的失败、他在外面世界的际遇遭逢，使他对自己的所来所往有了某种新的认识，一旦回到山中，他的目标就更加明确了。

关于泰德所选定的这个栖身之地，那种人染指之前的景象，我们尽可以在记忆和想象力中挖掘。几乎在任何季节里，这里出没的熊和獾都比人要多，另外，这里还可以听到地球上最古老的天籁之声，甚至听到蜻蜓的翅膀掠过时在草木上轻微摩擦的声音。这里白桦木和赤松绵延无际、蕨类杂生，这里有我们可以联想到的奇珍异味：万寿果和覆盆子、野苹果、春天露水中的野草莓和秋天浓霜中的柿子。

当然,这里还有野牛,但已经看不到100年前那样成群出没的壮观景象了。上个世纪拓荒者的滥杀曾使它们几近绝迹。据说，那时曾有大片的草原被牛血染成红色，后来又被狼藉的，漂白了的牛骨铺成了白色。

这样的历史使这样的景色永远悲怆凄美。当夜幕拉开、荒野归于岑寂的时候，一切也随之成了幽灵梦幻般。

但是仍然有一些是我们的想象力难以企及的，比如泰德·卡辛斯基是怎样在这么一块什么都可以是、但绝对不是现实生活环境的蛮荒之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完全靠他的自然生命力去生存的。我们可以想象远古的生活，但难于想象回到远古。泰德该是面对着我们所有现代人都会惧怕的困难，包括用熟悉了电灯光的眼睛去熟悉漆黑的荒原之夜，包括用习惯了纯水和熟食的肠胃去消化粗糙的野味，也包括时时要面对的野兽的侵袭。

在大雪封山的严冬季节里，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声响都会被呼啸的北风吞没，所有的生命都进入了一场近乎死亡的沉睡状态，但泰德总是醒着的。他会整月整月地呆在小木屋里不出来，在炭火炉边秉烛夜读。他用莎士比亚和萨克雷消磨最难捱的冬夜，更多的时间则是在读中古历史著作，读文化史、科学史甚至中国革命史。

有时遇上天气冷得实在熬不住的时候，他会设法搭上进山的邮车到林肯镇去，一头扎进镇上的图书馆消磨掉几天，在那儿读《科学美国人》杂志和其它学术刊物、读蒙大拿当地的报纸（该图书馆里不订其它州的报纸），还阅读一些西班牙文和德文书籍。每隔一、两个月，他还会光顾一下镇上蓓琪·嘉兰开的杂货食品店，因为那里设有捐赠免费食品的“食品银行”。有时那里还提供旧衣服。在那儿出来时他总是背包满满的，里面不外乎面包和金枪鱼罐头之类。他出门总骑一辆叮当乱响得快要散架的自行车，浑身带着一股扑鼻的焦木气味。因为用水的不便，他甚至难得洗澡，穿着更是肮脏到了极点，好在他从来对外界的反应浑然不觉。他不善与人搭腔，由于长期离群索居，他对必要的开口说话也显得极不耐烦，更难得说上一句整话。他是个怪人，镇上的人说。但怪人总是有，因此这本身也没有显出什么异样。

泰德几乎每年都要筹划一次旅行，有时还不止一次，这要视他的经济状况而定。他的小木屋不仅没电没水，甚至没有计时的钟表。有时他会为此跑很远的路到离他最近的住人的地方打听确切时间。当别人好奇地追问他要做什么时，他只简单地回答说他要外出几天。差不多每次他都是搭在高速公路便车到海伦娜市，然后从那里转乘飞机。

和梭罗在沃尔登湖畔的小屋一样，泰德这间掩映在海伦娜国家森林里的木屋是用一把借来的斧子修成的。在他的生活中有许多刻意摹仿梭罗的痕迹，从掘地窟的方法到生活方式的选择。梭罗曾经写道：“如果生活不成为生活，我就不愿那样生活下去，因为生活是如此代价高昂。”然而，值得我们怀疑的是，泰德极可能忽视了梭罗思想中最根本的人文精神，至少这样的劝告在泰德那里没有产生任何共鸣：“一个人并没有当然的义务去消灭任何不公正，即便这本身是最大的不公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不是使它变得更好、更适合生活，而是要在其中生活，不管它好不好。”这并不意味着逃避，梭罗解释说，而是说我们“仍然有其他需要照料的事情”，即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履行义务”：“他至少有义务自己不去参与不公正；此外，如果他不愿意更多地去想它，便不要给它以事实上的支持。”梭罗认为，实现正义的办法就是去做我们必须为自己做的事，学会如何生存在现世，而我们所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是“最友善、最周到地去对待那唯一值得如此对待，也是唯一能理解这种对待的精神。”

而泰德显然急于要摆平一些事，这使他可能要不择手段，并长期地生活在一种诡秘阴晦的状态中。当有人对他的生活好奇地窥望时，他警告说：“好奇心会让猫丢掉脑袋。”

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大卫和哥哥的通信并未因1978年夏天发生的不快而中断，只是从此二人之间生出了一种默契：从不在信中讨论生活细节，也绝不过问对方的隐私一这大概也是因为现实生活的走向极其令他们难以接受的缘故。但是大卫开始偶尔寄钱接济哥哥，因为泰德称他必须做一些于他的生命意义相关的重要旅行，而大卫除此之外也无意知道更多内容。

有意思的是，1983年，大卫也离开了芝加哥，选择了一种与哥哥更贴近的方式，步其后尘远循到了得克萨斯的荒林里，他住的地方虽与泰德有1千4百英里之遥，但在精神上他认为是贴近的。

但与哥哥不同的是，大卫一心想让自己的哲学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同，包括明确的非暴力主张，包括对甘地和梭罗思想的认识。在遁入山林的同时，他仍然没有断绝和友人的往来，并且他随和、诚恳的性格使他很快在当地赢得了许多新知。他曾和一群志同道合者联名组织抗议一条山林公路的开辟，“我们都为人类对工业技术的热衷感到忧心忡忡。但我们茫然无措”，他的朋友乔那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这期间老卡辛斯基夫妇曾到得克萨斯的山里看望小儿子(他们也曾希望见上泰德一面,但泰德推辞了,说自己需要尽量简化生活。理查德和旺达感到怅然若失,但他们尊重了他的选择)。说起来,理查德算得上是两个儿子走进自然的启蒙者,但他还是被儿子过分原始的生活状态震惊了,冲动地骂他是“疯子”。

因为自己住的地方没电没水，大卫有时会到森林中的一处林业队工棚里去洗澡，在那里他认识了干零活糊口的墨西哥农夫桑切斯。这个老人在墨西哥遭人敲诈而穷困潦倒，桑切斯丢掉了自己微薄的田产，象每年层出不穷的成千上万的其它墨西哥人一样，他被迫选择了非法移民这条路。桑切斯由于没受过多少教育、不会说英语，年纪又大了些，所以没有象绝大部分非法移民那样到大城市中去混迹。大卫见到他时他已在得克萨斯的奇奇瓦沙漠中飘泊了一年有余，当时正在特灵华农场上种菜。大卫对他的遭际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他教桑切斯说英语，替他写信投诉、争取必要的权益。当然，大卫也时时向他讲起自己，讲起泰德，甚至还讲到了自己深埋内心的大学时代的苦涩恋情。不用说，对桑切斯生活的深切关注和慷慨给予也成了大卫自己生活的一种给养。在日后他时时向琳达谈起桑切斯在自己人生转折上的奇妙参与，谈起两个生活背景迥异的人如何因为对方的帮助重新发现了自己。在淳朴率直的桑切斯的感染下，大卫的生活起了奇妙的变化：因为桑切斯的敦促，他开始给分手近20年的初恋情人琳达写信。就象桑切斯夸口的那样，他念的咒符起了作用。1989年，曾经和他一起唱《答案在风中飘》的青春时代的伙伴琳达·派特里克到得克萨里的荒原里找到了他，和他一起找到了回家的路。次年，大卫剪了长发，在纽约州与琳达结婚了。琳达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的联合大学作讲师（现已成为副教授），大卫则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工作者。大卫的生活归宿给了正在癌症中煎熬的理查德以莫大安慰藉。这一年，年迈的理查德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残生。

1990年对泰德来说多少也是一个转折点，却与大卫的生活方向截然不同。大卫的结婚与父亲的离世对他的生活不可能没有震撼，但结果却是他自此彻底断绝了自己与人际社会仅有的线索，甚至抱怨大卫有关父亲葬礼的来信过于琐碎“不值得标上一条红线”。自然，他没有回芝加哥参加父亲的葬礼。

在此之后，大卫和琳达每年都要重回得克萨斯的山林里过假期，他们还在原先的木屋旁挖了新的地基，并且在上面刻下了两颗连在一起的心形图案，和二人姓名的缩写。

大卫仍然关心着桑切斯在农场的生活，念及泰德会西班牙文，能够与桑切斯有更多的沟通，在离开得克萨斯前他写信给泰德，介绍了桑切斯的情况，这引出了泰德·卡辛斯基与这位68岁的、只有两年小学文化程度的贫苦农夫的长期通信往来。从1988年底到1996年他被捕前，他一共给桑切斯写过50多封信。在这些信里，他将桑切斯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联系起来，在讨论桑切斯的生活挫折时，他将国家权力机构痛斥为“扭曲了法律为所欲为的骗子。”他安慰桑切斯说：“虽然你不得不忍受这些苦难的折磨，但你最终会战胜它们，而且你的后代会生生不息、一代接一代地生活下去。我多希望我也有妻子儿女啊！”在与这位农夫的平白的通信中，泰德·卡辛斯基难得地松驰了一下自己封闭的内心，流露出了不多见的人情味道。

在他那些字迹一丝不苟、文法准确严谨的西班牙文信件中，泰德还向桑切斯描述了自己生活的窘状，他以一个数学家式的精确写道：“说到我的清贫，我现在手头只有53.01美元，今年冬天如果不去打点野兔子充饥的话，就恐怕要熬不到圣诞节了。”这一年的圣诞节，大概是为了告诉桑切斯自己的健在，他特意寄去了一份圣诞礼物，那是一根用圆木精雕细琢的装饰手柄，上面用西班牙文刻着：“山中的人永远自由。”

大卫一直为泰德的生存问题所挂怀。1994年10月，他给泰德寄去1000美元，两个月后，新泽西的托马斯·莫瑟被寄自旧金山的邮包炸死。1995年2月，泰德写信说钱花光了，而自己有事要外出，大卫于是又汇了2000美元。又是两个月后，吉尔伯特·马瑞被寄自圣克莱门托的邮包炸死。

第三章 搜捕

搜捕

1996 年初,

爆炸杀手专案组和西北大学、杨柏翰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系,

要求它们的图书馆方面协助查询几本书的借阅情况,

这几本书曾经被爆炸杀手在他的反工业技术宣言中援引过。这 4 本书是: L.Sprague de Camp 的《古代工程师》(The Ancient Engineers)、Chester C. Tan 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ric Hoffer 的《真正的信仰者》(The True Believer) 和由 Hugh Davis Graham 及 Ted Robert 合著的《美国的暴力:历史的和比较的透视法》(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校方均表示这种查询其实无助于提供抓获爆炸杀手的信息。“书一旦还回来，借阅者的身份号码就从我们这儿注销了，”芝加哥图书馆方面表示。而西北大学科学与工程图书馆的负责人罗伯特·麦克森则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说：“联邦调查局方面需要出示法律上的正式传票才能获准查看我们的借阅记录。”他对联邦调查局的这种作法颇不以为然：“《古代工程师》这本书我们1963年就有了，而且这本书不知再版了多少次――爆炸杀手可以在任何地方的书店、图书馆、甚至私人摊贩那儿搞到它。”他还不露声色地挖苦:联邦调查局与其说是在找寻爆炸杀手,不如说是在自我暴露:“《西北之夏》(一份学生办的报纸)上面有一篇文章,提到托马斯·泰勒(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教授,曾经收到过爆炸杀手寄的炸弹)过去曾是西北大学的教员。我印象里觉得连联邦调查局都不知道这档子事。”

2月间，蒙大拿的林肯镇上开始不时地出现一些神秘客，附近的布莱克福特河旅馆里也陆续住进了不少明显“公家人”打扮的人物，他们早出晚归，行踪不定。

他们是爆炸杀手专案组成员。联邦调查局长路易斯·弗里要求他们这次干得漂亮点儿，并且强调“求稳不求快，不能有半点闪失”。对于联邦调查局历史上最为旷日持久的案子来说，这种要求显然并不过分。

调查人员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那片曾经远在他们视线之外的森林。他们装扮成伐木工人、邮递员或山里人模样，不慌不忙地在林中架起了电子感应装置、摄像机和麦克风，在那神秘的木屋附近安置了狙击手，甚至动用了卫星监视装置，密切注视小木屋的动静。这些高科技操作仿佛是对詹姆斯·邦德电影的煞有介事的摹仿，把气氛渲染得紧张刺激。

情况显然令警方大为失望。卡辛斯基的生活环境像孤岛，像沙漠，就是不像能造出炸弹、把它们玩于股掌之中的地方――这里的穷酸、破败、荒凉是无法上电影镜头的。华盛顿方面要求再耐心些，而大卫·卡辛斯基仍然坚持，在无确凿证据时不得搜捕他哥哥。

联邦调查局又从囊括本局精英分子的“人质救援特别行动队”抽调人员，以特别用于冰天雪地恶劣环境的装备把他们全副武装起来，在森林中进入24小时戒备状态，在夜间用超敏感监视和监听装置观察卡辛斯基的一举一动。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警方的侦察尚未见分晓，自己的行踪却已引起了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的注意。CBS新闻网不知从哪儿得了消息，对联邦调查局放出口信，要对他们的搜捕活动予以新闻透露。联邦调查局唯恐打草惊蛇，请求CBS宽限些时日。但不几日，CBS就按捺不住了，称他们已受到另一家新闻媒体ABC的竞争压力，都要抢这个独家报道不可。一日，大卫·卡辛斯基走出自己的住宅时，发现自己已被媒体包围了，庭院里站满了举着闪光灯的记者。他愤怒了。

联邦调查局被迫加快了自己的步骤，再也顾不上对大卫·卡辛斯基的承诺。4月3日，联邦调查局特派员唐纳德·萨彻本和一位司法部的律师一道递交了一份详细的申请报告，要求授权对卡辛斯基的住处进行搜查。海伦娜联邦法院签署了这份申请。当即，萨彻本率专案组成员从海伦娜驱车直奔林肯镇而去。在他们跋涉进森林，敲响卡辛斯基木门的一瞬，他们怀的是在拉斯韦加的赌城里下注的感觉。

穿一身皱皱巴巴的黑色衣裤、蓬头乱发、身上挂着草叶和灰尘的卡辛斯在开门的刹那警觉地犹疑了一下，这时警方人员一脚踢门，破门而入。卡辛斯迅速被逐到院中被捕。

1996 年 4 月 3 日,东部时间下午 4:10,这样一条消息出现在 CNN 新闻网上:

警方抓获爆炸杀手嫌犯

联邦调查局方面相信他们已确认了爆炸杀手嫌犯，并已获得搜捕证，在蒙大拿州的一个荒僻的所在展开了调查工作。

据有关方面资料,搜查的地点在蒙大拿州的林肯镇附近,位于大陆分水岭沿线的山区,距州府海伦娜约40英里。华盛顿一位官方发言人表示,几个小时之内暂不会对此作出声明。

在此之前，爆炸杀手专案组的目标一直主要集中在北加州圣克莱门托市地区以及旧金山湾区。蒙大拿州从未曾被予以任何关注。

1996年4月3日 东部时间晚上11:15

联邦调查局18年的苦心追踪终于将他们引向了一处山间木屋，在那里，他们抓获了一名曾身为加州大学教授的男子，他被家人告发为制造一连串爆炸案的可能凶手。

嫌犯因为拒绝警方搜查其住处而被拘留。据其邻居指认，此人名为泰德·卡辛斯基。一位司法部官员表示，拘捕卡辛斯基是为了不让他干扰搜查取证工作的进行。

卡辛斯基一整天都被扣押在一处未被公开透露的地方，星期三(4月3日)晚上被带到海伦娜市区，与此同时，搜查正在展开。

卡辛斯基，一个长着络腮胡子、被邻人称为“隐士”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寻找的爆炸杀手。据查，卡辛斯基196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又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方面消息，他1967年起在该校数学系任教，1969年辞职。

据卡辛斯基的邻居提供的消息，卡辛斯基身高约5英尺9英寸(约1.80米)，面容消瘦，常戴顶草帽，没有汽车，去林肯镇买日用品时总是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发现炸弹制造原料

1996年4月4日

在爆炸杀手嫌犯的小木屋中发现炸弹制造原料

从那位前伯克利数学教授设在荒郊僻野的木屋中，警方发现了制造炸弹的材料。

据权威人士透露,警方是用 X 光检查木屋中的箱子时发现这些材料的。

泰德·卡辛斯基的名字曾经上过爆炸杀手专案组的嫌犯名单，但后来又被划去。

星期四(4月4日)清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联邦调查人员说,53岁的卡辛斯基将因制造炸弹而被起诉。司法部长简妮特·雷诺计划在今天的下午召开一个简短的关于此案的新闻发布会。

权力机构可以凭这一最初的起诉来收押卡辛斯基，但在掌握此案的细节之前不会与爆炸杀手事件联系起来。

联邦调查局、烟酒及枪支管理局的搜查仍在继续。

“我们的搜查进行得十分缓慢,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遇上陷阱或圈套”,一位联邦调查人员说。

“他将自己的行迹隐埋得非常仔细，”曾在爆炸杀手专案组任职的联邦调查局官员路易斯·伯特兰姆说，“他销毁了证据，从1987年到1993年他整个是在冬眠”。

与爆炸有关的取证

《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在搜查小木屋的过程中“……警方发现了能够把卡辛斯基与爆炸(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包括指纹、打字机的字样、爆炸装置、对邮票上的唾液的DNA分析鉴定(爆炸杀手在邮寄炸弹及信件时用口水舔粘邮票)。”

伯特兰姆还说，联邦调查人员已对卡辛斯基搭的木屋作了几个星期的监视。卡辛斯基在芝加哥的家人在爆炸杀手的宣言中发觉了与他的言论相符的内容，如果不是他们提供了线索，案件的调查不会有此进展。

曾经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助理教授的卡辛斯基，从哈佛毕业时年仅20岁，后又在密执根大学获硕士及博士学位。

他在伯克利时的同事约翰·爱迪逊在提到他时说：“他是个内向的人，但我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他的负面评价”。

在这个无自来水、无电的孤零零的木屋里，卡辛斯基已经居住了10多年。邻居们说他是个独往独来的隐士，外出时只靠步行或骑自行车。“他是个好人，非常儒雅、安静，说起话来轻声细气。他从来不打扰别人”，一位妇女说。70年代初，在告别了学术生涯后，卡辛斯基到犹他州住过一段时间，在那儿从事体力劳动，干些粗重的零活。

达尔·埃克尔曼曾经是卡辛斯基在中学时的同学，他说从上学时起，“泰德就喜欢摆弄电池、电线、火硝或任何制造爆炸物的材料。”

“我们还一块儿去零件商店、用日用品制作你们称为炸弹的东西”。埃克尔曼现在是达特茅斯的人类学教授。

1996 年 4 月 4 日 东部时间下午 3:20

嫌疑犯尚未被控为爆炸杀手

爆炸杀手嫌犯泰德·约翰·卡辛斯基被从一处监狱里提出，带往就近的联邦大厦，在那里他因私藏爆炸物而被指控。

卡辛斯基尚没有被指认为自1978年以来的爆炸杀手，目前的指控可以使调查人员在收集证据的同时将他收押在监狱里。

在一个简短的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递交了一份证词，称在卡辛斯基的林间木屋搜查时发现了“一个即将完成制作的炸弹”、化学品及制造炸弹的图表和笔记。

在华盛顿，司法部长简妮特·雷诺表示调查仍在继续，但她不想“对一件悬而未决的事件作出评价”。

这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前大学教授今天身穿桔黄色囚服，被警方押送，通过一条被新闻摄影记者团团围住的装卸货物的连接通道进入法庭。

在法庭上，卡辛斯基十分礼貌地回答了法官的讯问，但显然有一点精神恍惚。他说他没有足够的钱来给自己请律师，法官查理·劳威尔为他指派了一名公共辩护律师。

劳威尔要求卡辛斯基在星期五(4月5日)中午之前作出回复:他是否需要一个监禁的听证会或作出初步调查来提出他不应受审的申诉。

从卡辛斯基住处搜出的爆炸材料已被送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宽提各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作进一步鉴定。

卡辛斯基的木屋位于林肯镇以南4.5英里处的一个峡谷中。据他附近的一个邻人克利弗·葛岭说，卡辛斯基是1971年在这里盖起这间木屋的。警方发言人说，这里缺水少电，几乎令人不能相信能在这里造出炸弹来。

“他是个隐士”，葛岭说，“他总是彬彬有礼。但他就是不喜欢说话。他一天到晚守在他的小木屋里不露面。”

林肯镇上的迪克·朗德堡说他曾让卡辛斯基搭他的车去海伦娜的机场。

调查远未结束

嫌犯泰德·卡辛斯基尚未被确认为就是爆炸杀手其人，而是因私藏爆炸物而被指控。联邦官员称这一指控仅是为了能将他扣押在案，以便纵深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尽管专案组已工作了18年，尽管卡辛斯基已被监视跟踪了几个星期，但调查工作还远未完成。

“这次调查事关重大，它还要继续下去，他们(指警方)的工作卓有成效，但要做的还很多”，美国司法部长简妮特·雷诺说。

卡辛斯基在密执根大学时师从的教授彼得·林仁赞同慎重行事：“我想提醒每一个人：早晚要有一场宣判。但目前唯一知道卡辛斯基到底是不是爆炸杀手的人只有卡辛斯基本人”。

1996 年 4 月 5 日 东部时间下午 1:30

发现打字机 疑为爆炸杀手宣言之所出

在卡辛斯基 10 × 12

英尺的蒙大拿木屋中发现了两台手工操作的打字机，并已移往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进行分析，联邦调查局认为其中的一台正是爆炸杀手打印3 万 5 千字宣言的那台。

据官方表示,爆炸杀手的其它书信也是出自同一台打印机。

据美国司法部一位发言人说，卡辛斯基显然已决定放弃他初步听证的权利。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将于4月17日召集会议，讨论是否就目前对卡辛斯基的指控提起公诉。

卡辛斯基的家人目前在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市闭门谢客。“他们不想和任何人谈话”，邻居鲍伯·威尔士说：“他们完全垮了，他们寝食难安。”

1996年4月6日

在卡辛斯基的小木屋中引爆一个炸弹

星期六(4月6日)，联邦调查人员引爆了一枚在卡辛斯基木屋中发现的炸弹。他们相信这枚炸弹原拟是用来炸什么人的。

官方说联邦调查局愈发相信这位53岁的、离群索居的哈佛高材生便是18年来造成23人致残和夺走3条人命的凶手。

联邦调查人员称他们在小木屋中发现的实际是个造炸弹的手工作坊。他们用X光扫描了在木屋的顶楼上发现的40多个箱子，然后将它们移往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卡辛斯基目前关押在海伦娜市的刘易斯--克拉克监狱中。

联邦调查局于星期六让一群记者参观了这间木屋，它位于一条泥泞山路的尽头，没有水、电，周围也没有别人居住。

屋前倚着两辆破旧得快要散架了的自行车，卡辛斯基平日就是骑着它们外出的。屋前还有两个花园。

“我不相信谁愿意住在这鬼地方”，记者马丁·沃克说。

卡罗·威尔斯说，多年来卡辛斯基都是从他手中购买煤油和电池。“这里不是泰德的家，这只是他栖身的地方”，他说。

另一位记者则形容这地方“十分寂静安详”。

卡辛斯基家人的律师星期六宣布，他(指大卫·卡辛斯基)将于星期一在华盛顿的大学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位律师要求记者们尊重其家人的隐私。

将卡辛斯基告发到联邦调查局的，正是他的弟弟大卫·卡辛斯基。

自从他哥被捕后，住在纽约的大卫·卡辛斯基一直保持缄默。

律师托尼·彼塞格里曾在大卫·卡辛斯基和联邦调查局之间作中间人，他说他在星期一的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将公布卡辛斯基家人的一份声明，但他们自己不会抛头露面，也将继续拒绝任何来访要求。

卡辛斯基“复兴”山区经济

在蒙大拿,正当联邦调查人员继续在卡辛斯基的住处进行搜查取证的时候,附近的林肯镇正在兴高采烈地迎接某种经济复兴。

布莱克福特河旅馆的主人韦恩·凯士曼说，6个星期前，一些联邦调查局的便衣曾住进来，自从星期三卡辛斯基被捕后，这里的生意“一直看好”。

凯士曼同时还是七喜农场晚餐俱乐部的主人，那里的礼品店正卖着印有那张著名的爆炸杀手轮廓图的T恤衫，并把餐馆标榜为“联邦调查局爆炸杀手专案组总部”。

短短的两天内，每件20美元的T恤衫已售出了400件，目前又预订了2000件。这家礼品店还出售带帽兜的纪念运动衫，每件50美元。

官方查看卡辛斯基的旅行记录

联邦调查局正在搜寻卡辛斯基的旅行记录,希望从中找到爆炸杀手的痕迹。

卡辛斯基长期以来一直居住在蒙大拿偏远的山中木屋中，但调查人员已查明，他至少有过25次外出，旅行到海伦娜去（那里有个机场），其中有4次旅行明显与爆炸杀手的5次作案时间相吻合。

帕克旅馆的主人杰克·麦克开柏说，联邦调查人员在他的旅馆取得了1982年至1995年期间卡辛斯基在此下榻的记录。在提到卡辛斯基时，麦克开柏说：“我曾好几次试图和他交谈，但他总是尽可能地敷衍了事”。

联邦调查局同时还在搜寻卡辛斯基其它方面的活动，这就意味着旅店、飞机航班、公共汽车、加油站……任何出现过他的名字的地方。

旅馆记录提供爆炸杀手线索

爆炸杀手调查人员已找到了一些旅馆记录，证明泰德·卡辛斯基在加州圣克莱门托市的爆炸案发期间在场。

据透露,至少有两人记起在北加州见过这位前数学教授。北加州是最近4次爆炸案的发事地点。

圣克莱门托市皇家旅馆的职员弗兰克·亨斯利说，在这5年间，他几乎每年都曾在附近见到过卡辛斯基。

这家旅馆在圣克莱门托的汽车站附近，离邮局仅隔3条街，1993年爆炸杀手给《纽约时报》的信就是从这里寄出的。据亨斯利说，卡辛斯基曾在此旅馆住过两、三次，一般是初春或夏季。

“要不是最近他被捕了，我估计今年什么时候又该见到他了”，亨斯利说。

“我好像在这儿看见过他买早餐，”“汉堡王”快餐厅的经理麦克·星也回忆说，他近几年见过卡辛斯基几次。

在华盛顿，司法部官员将和来自加州、新泽西州、蒙大拿州、犹他州、康涅狄克州及伊利诺伊州的联邦检察官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个案子。

联邦人员称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将继续搜查，其重点仍然可能要集中在蒙大拿州，直到4月17日陪审团在大瀑布聚合，商讨起诉事宜。

“我们的心和泰德在一起”

1996年4月8日

“我们的心和泰德在一起”

卡辛斯基的家人是去年夏天开始怀疑他涉嫌18年来的爆炸活动的。他的弟弟大卫“相信泰德与此事有牵连”。

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律师托尼·彼塞格里宣读了卡辛斯基家人的一份简短声明:

“我们的心和泰德在一起。我们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的同情。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新闻采访，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彼塞格里说卡辛斯基的家人已有6年没有和他见过面了。

彼塞格里说，大卫·卡辛斯基去年夏天开始怀疑他的哥哥，尤其是当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爆炸杀手的活动行踪和案发地点时。

大卫·卡辛斯基于是将爆炸杀手的宣言及公开信与哥哥过去的来信相比较。“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句法、措词都有惊人相似之处”，彼塞格里说，“大卫为此十分不安”。

去年10月，大卫·卡辛斯基和私人侦探苏珊·斯旺森取得了联系，因为斯旺森是大卫的妻子的好友。斯旺森收集了泰德·卡辛斯基的文字，与曾经是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成员的克林特·凡赞德联络。凡赞德和他的分析小组作出结论，“宣言与这些文字信件极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于是，斯旺森找到了彼塞格里，据这位律师说，他与联邦调查局的初次接触是在1996年1月中旬。

彼塞格里说卡辛斯基一家在决定告发泰德·卡辛斯基一事上“经受了相当大的心理折磨”。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爱心的家庭，我认为大卫极想让自己相信哥哥不是那个杀手，我想他仍然希望是这样，……我看出他有点受到打击”。

彼塞格里说，在与联邦调查局联系时，无论是他还是大卫·卡辛斯基都不曾意识到一百万美元的悬赏。

“绝对与这笔钱没关系”，这位律师表示。彼塞格里认为如果这家人收到任何奖赏的话，他们会把它用到爆炸杀手的受害者身上。

这家人自卡辛斯基被捕后尚未与他联系，但希望有可能相见，彼塞格里说。但泰德·卡辛斯基表示不希望见到他的家人。

当问及其家人是否知道为什么卡辛斯基要离群索居时，彼塞格里回答道：“我不知道。他们(指其家人)不知道。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尽管司法部决定对星期一(4月8日)的会议内容不予透露,但有一条消息证实,这次仅是个初步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追查和适当的审理地点。

由于爆炸杀手的犯罪地点遍布各州，选择一处合适的审判地点并非易事。

搜查仍在继续

1996年4月9日

对卡辛斯基的木屋的搜查仍在继续

为了不错过任何细节末梢,联邦调查局对卡辛斯基住处的搜查仍在进行。

此次搜查实在是入细入微，联邦调查局甚至在考虑是否可能把整个木屋从山林中空运到别处去。

据警方透露的消息,联邦调查局在小木屋中发现了一些人名和公司的名称,有消息说这个名单中可能包括过去的受害者和爆炸目标,但尚未得到证实。

警方还表示，在卡辛斯基住处发现第二枚炸弹的消息并不确实。司法部方面警告说，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总是难免困扰着这种轰动性的案件。“人们还会基于同样的证据派生出不同的理论”，一位美国司法部官员说。

这位官员还说:当一个案子牵涉了太多方面的机构时――比如此案牵涉到了邮政管理系统、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各部门之间心照不宣的竞争和勾心斗角总是在所难免。“有时走露的小道消息会被具有明显倾向性地夸大加工，结果是要坏事的”，他说。

在海伦娜市，卡基斯基仍然被关押在刘易斯―克拉克监狱中，他单独住在一间7×10英尺的囚室中，与其它罪犯隔离开来。

作为一个囚犯，海伦娜的司法长官查克·欧瑞里说他“和别的囚犯没有什么不同”。

“但他常常奋笔疾书，”欧瑞里说。“我不知道他都写些什么，因为我们不许查看这些。但我们看到他一直在读中古历史著作。他还在庭院里散步，独自打篮球”。

他对监管人员极为礼貌，尽管他在最初的几天看上去很紧张，但现在显然放松和随意多了，欧瑞里说。

这位安详的隐士显然在律师圈中成为热门话题。由法庭指派给卡辛斯基的律师麦克·多纳赫于星期一(4月8日)提出了一项动议，以阻止其他律师从他手中夺走他的这位当事人的企图。卡辛斯基显然还收到了不少律师的自荐信，愿意为他出庭辩护。有些律师在给他的信中对卡辛斯基对高科技的怨恨深表感佩，还有些律师给他题了诗。

卡辛斯基不会打公用电话

这位曾任数学教授的爆炸杀手嫌犯会造出复杂的炸弹，却不会使用公用电话。

据一个电话公司透露，1991年卡辛斯基曾写信给州商务部，抱怨林肯镇上的几部电话不好用，投币之后无法接通，白白坑了他的钱。

“他不知道投币电话是怎样操作的”，林肯电话公司的总经理鲍勃·奥尔说。

卡辛斯基经常抱怨林肯镇高速公路旁的两部投币电话，他不知道他得等电话中有人应答后再投币。

“使用说明就贴在电话上”，奥尔说，“他所该做的就是读一下”。

卡辛斯基自己住的小木屋既没有水也没有电，更没有电话，他时常在路过时到电话公司里去抱怨。“他到办公室里来，我们就按他所说的投币数额退还给他，”奥尔说。

“显然电话公司有责任更换损坏的电话机，或者尽快地把它们修好，或者干脆把它们撤掉”，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电话机仍在敲榨公众的硬币，而电话公司置若罔闻，所以他们是在有意欺骗人们”。

奥尔说，电话其实只需10美分就能拨通。卡辛斯基的信被送到负责电话公司事务的州公共服务委员会，委员会的干事又将信转给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给卡辛斯基写了回信。

信中指明硬币该在应答后投入，并告知有哪些电话不必投币就可接通。

1996年4月10日

法官拒绝公开逮捕证内容

一个联邦法官回绝了新闻界的公开搜捕状和相关调查资料的要求。美国地方法官查理斯·劳威尔说，这要等到搜查结束以及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以后。

NBC、《纽约时报》和《丹佛邮报》相信搜捕状中一定包含警方需要搜查的具体内容和联邦调查局的信息。

关于在卡辛斯基小木屋中的新发现的报道依然不断涌现。最新的报道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旧金山调查报》上，声称在蒙大拿的小屋中发现了与爆炸杀手轮廓图上所见相似的一副墨镜和一件带帽兜的运动衣。轮廓图是当初根据爆炸杀手的唯一目击者的印象绘出的。

一位法律部门的人士对《协助报》说，联邦调查局有证据表明，卡辛斯基可能至少与爆炸杀手受害者中的以下四名有过偶尔的接触；

·

帕特·费舍尔，范德比尔特大学计算机学教授。他在1982年的一个邮包爆炸事件中被炸伤。卡辛斯基在哈佛大学就学时，费舍尔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并在哈佛选修。两座学府均在麻省剑桥。

“我们可能在同一个班上”，费舍尔说，“我想他知道我是谁”。

这种联系在卡辛斯基攻读密执根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期间仍然存在:费舍尔的父亲在这个系里工作,费舍尔经常去看他。

· 詹姆斯·奥克奈尔，在 1985 年爆炸杀手案中被炸伤。他 60 年代中期在密执根大学心理系教书，当时卡辛斯基也在那里。

·

休·斯古拉顿，1985年被放置在他的电脑商店外的炸弹炸死。他在1967年夏天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选修数学课程,那一年正是卡辛斯基开始执教于该校数学系的那一年。

·

航合航空公司总裁帕西·伍德，1980年被一个邮包炸伤。1967年至1969年期间，他是“旧金山湾区大气污染控制理事会”的成员。那时卡辛斯基正好在伯克利教书。伍德对《奥克兰论坛报》记者说，他并不记得卡辛斯基其人，也不记得有任何环保方面的争议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其它进展：

·《纽约时报》报导说，在卡辛斯基的木屋里发现了第三台打字机。调查机构试图将这些打字机与爆炸杀手打印的信件及宣言联系起来。

·《今日美国》载文透露，有目击者回忆说，1978年在盐湖城见过卡辛斯基在一家临时工介绍所找打工的事做。

文章中说,这家工作介绍所离9年后发生爆炸事件的电脑商店不远。还有一个人回忆说,1992年和1993年期间曾在附近见到卡辛斯基。

·《华盛顿邮报》援引调查资料说，在1994年12月10日的爆炸事件前不久，卡辛斯基曾从弟弟大卫处收到一张1000美元的汇票，接着，1995年4月24日的爆炸事件前，大卫又曾寄2000美元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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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C

报道说，在卡辛斯基的木屋中发现了一个已经包好正待邮寄的炸弹包，上面已写好了假的发信址，但尚未填好寄往哪里。

从没觉得他有任何不是

卡辛斯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我能想到会牵涉到爆炸事件中来的人”，卡辛斯基高中时的老师罗伯特·里培这样说。

“在我认识他期间我从没觉得他有任何不是”，里培说，他曾教过卡辛斯基数学、物理和化学。里培印象中的卡辛斯基是“愉快而又开朗的孩子”。

至少在少年时代，卡辛斯基绝不是人们想像的行为孤僻的人，里培说。在他所教过的上千名学生中，他说卡辛斯基是排在“前三、四名之内的佼佼者”。

“他参加了许多课余活动，他十分具有创造力。有时我教完了论证一条定理的方法，他会在几天后找上来说：‘我找到了另外一种论证方法，’”里培说，“他从小就有数学家的头脑”。

联邦调查局调查卡辛斯基 的罗曼史

联邦调查局调查了卡辛斯基在 1978期间的一次失败的罗曼史,那一年正是爆炸杀手开始出现的一年。

1978年，卡辛斯基在他的弟弟大卫任职的海棉乳胶厂工作期间，由于追求一位女同事不果，转而对之进行骚扰，因此而被大卫开除。1978年5月，爆炸杀手开始了他的血腥生涯。但目前资料尚不能确定卡辛斯基的被开除是否是在这个时期。

那位被媒体称为与卡辛斯基有过浪漫接触的女人出来声明她与卡辛斯基从未有私交，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

爱伦·塔麦克曾在芝加哥地区的包装材料厂作部门经理，卡辛斯基在那里干过两个月，然后就被他弟弟大卫辞退了。

塔麦克由两位律师陪同，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媒体的传闻和报道宣读了一段辟谣的声明。

她说她第一次见到卡辛斯基时他刚开始在这家工厂工作，担任操作员。那一天是1978年6月23日――差不多是在爆炸杀手出现的一个月之后。1978年5月26日一个炸弹包裹在芝加哥北部的西北大学校园内爆炸。

塔麦克说她对“接连不断打到家里和工作单位的电话，以及出高价诱劝她接受采访的作法”十分厌恶。

她说她已拒绝了各种条件，包括其中一次一万美元的报酬。塔麦克拒绝告知她目前的工作地点和身份。

“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我也不认为趁人之危从中渔利是合适的行为”。她说她从未受到过卡辛斯基的威胁，他也从未与她讨论过环保或工业技术化问题。塔麦克说，她对卡辛斯基的被捕表示“惊讶”。她形容卡辛斯基“聪明、沉静”。

卡辛斯基制造炸弹的可能动机目前还仍然是个谜。

美国地方法官查理斯·劳威尔在联邦检查官的要求下，于星期四(4月11日)查封了那个小木屋及周围1.4英亩的领地，警方还要在这里作进一步搜查。

一个法律界人士说，他怀疑失败的浪漫史可能是卡辛斯基从事爆炸活动的动机。据说卡辛斯基自从搬入蒙大拿森林后就几乎再也没有和人交往过。

《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卡辛斯基隐居生涯中与一位墨西哥农夫长达7年的书信往来。“虽然你现在要承受很多艰难困苦，但是你最终总会战胜它们的，同时你的孩子们就要长大，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卡辛斯基在1994年5月写信给墨西哥农夫桑切斯说。

“我真希望我也有妻子儿女”，他还这样写道。

司法部长简妮特·雷诺拒绝讨论如果卡辛斯基就是爆炸杀手的话，是否会对他进行死刑判决。

司法部宣称，一个由6人组成的爆炸杀手调查组将负责这方面的调查和诉讼。领导这个小组的是新泽西的联邦检查官罗伯特·柯里尔瑞。

找到爆炸杀手的《宣言》

1996 年 4 月 12 日 东部时间晚 7:30

官方消息: 在小木屋中找到爆炸杀手的《宣言》

(CNN新闻)――爆炸杀手宣言的原打印稿已在卡辛斯基的小木屋中发现,一位司法部官员星期五(4月 12 日)向 CNN 透露。

爆炸杀手曾在 1995 年将 3 万 5千字的宣言寄到国内的报纸上，同时还有一封信，要挟如不予发表就继续爆炸活动。这封信的原稿也已在小木屋中发现。

长达3万5千字的《工业社会及其未来》是爆炸杀手对高科技的宣战书，是他大开杀戒的令牌，它在卡辛斯基的木屋中的发现使调查人员更加坚信他们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他留下来的不光是一只还在冒烟、枪筒发热的枪，而是指纹，上面的指纹，这一些都直指我们的被告，卡辛斯基。”律师乔·拉森尼罗说。

卡辛斯基到目前为止尚未因爆炸杀手案被起诉，但显然他正面临越堆越高的证据。

在过去爆炸案中提取存档的电线，铜丝可以帮助确定是否与在小木屋发现的出处相同。同时还有

DNA 证据，包括作案现场发现的毛发及粘贴邮票的唾液取样。

更为可观的证据正不断从对小木屋的反复搜查中涌现出来：

·

据《纽约时报》载，在卡辛斯基的笔记本中发现了和一些爆炸杀手的受害者相关的文字。

· 与爆炸杀手轮廓图中穿戴相仿的墨镜、带帽兜的运动衣。

· 一个已完工和一个正在制作中的炸弹。

·

在卡辛斯基木屋拥挤狭小的阁楼里又发现第三台打字机。一份显然是爆炸杀手宣言原稿的打印稿就放在这台打字机旁边。

卡辛斯基的打字机中有一台是从辛迪·戴维斯的杂货店中买的。

“泰德有时到店里拿些捐赠免费的衣服。他看中了我这儿一台旧打字机，我标价是10美元。后来我在要关店门时就白送给了他，”辛迪说。

1996年4月15日 东部时间下午3:30

卡辛斯基木屋中的物品清单被公开

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一(4月15日)下令,让联邦调查局把在小木屋中找到的700多件物品的清单公开出来。

法官查理斯·劳威尔还通知联邦调查局，可以允许卡辛斯基的律师麦克·多纳赫和安东尼·卡拉尔到林肯镇附近的这处木屋作“有限的查看”。

在木屋中发现的物品中包括一支0.22口径的手枪、公司官员地址本、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教授的名单，旧金山街区地图、公共汽车时刻表。

爆炸杀手有三次爆炸活动都是在旧金山湾区。这份清单中未予公布公司官员们的名字，但确实包括一件带帽兜的运动衣、一件蓝色拉锁汗衫及两副塑料墨镜。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卡辛斯基的笔记和其它文件中，找出了大约25位教授的名字。

劳威尔公布这个长长的清单的决定标志着联邦调查局对木屋的搜查大致告一段落。联邦调查人员的发现还包括6本有关东方神秘主义的著作、一本《圣经》指南、一部《圣经词典》、一本为《愚蠢地长大》(Growing Up Foolish)以及一瓶抗精神抑郁症的药物。警方共查收走了100多本书。

《星期六评论》刊出了一封卡辛斯基写于1970年2月28日的222字的信件，信中抨击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小汽车的使用。此信流露了与爆炸杀手3万5千字的宣言相似的观点。

另外一封信写于 1978 年，写给那位他追求过的女人。《时代》周刊报道说，卡辛斯基在信中表示，他想过要伤害他，但他放弃了这种想法。

《华盛顿邮报》指明那位女人名为爱伦·塔麦克，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奥罗拉市。

尽管联邦官员们否认了他们找到了(爆炸杀手)预订攻击目标的说法,但许多方面的人士,包括学术界和木材工业的行政官员,都得到警方的消息说,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卡辛斯基的笔记、文件中。

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系主任斯卓特·于多夫斯基说，他的名字已被告知出现在卡辛斯基的名单上。

在木屋中发现的化学品包括:硝酸钾、硝酸铵、明矾、二氧化锰、硼酸、铝铵、铜化含物、盐液、氢氧化铅、碳酸铅。

这些化学药品分装在贴着卡辛斯基手写标签的瓶子里。

另外，在卡辛斯基杂乱的书籍文件、笔记中还找到一个装满了空白纸的信封，信封上写有“自传”字样。

附:在卡辛斯基的木屋中查获的部分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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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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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爆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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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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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制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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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塑料罐中的开关扳机

装有文章、剪报、公共汽车时刻表、人名录、地图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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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口径的 Raven Arms 手枪及包在报纸中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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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t-action 0.22 口径来福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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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gton型0.30―06枪

0.22 口径黑柄左轮手枪及九串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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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手枪

工具箱，包括钳子、锯、斧子等

232 本书

16 个笔记本

3 台打字机

7 卷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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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页画有数学方程式的练习纸

装在塑料袋中的蒙大拿州驾驶执照和 32 美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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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抗精神抑郁症的药品 Trazadone

1996年4月17日

卡辛斯基的律师要求收回起诉

正当联邦大陪审团订出日程，将要开始考虑对卡辛斯基的起诉的时候，卡辛斯基的律师提出：由于联邦权力机构对搜查情况的泄露和频繁发表看法，他们的当事人难以得到公正的审判。两位律师提出动议，称进一步的调查应予制止。

这项动议还要求法院归还从卡辛斯基的木屋中查获的财产、推迟大陪审团的审理工作。

和这项动议附在一起的是一份10页的单子，上面列举了不知来源的资料透露给新闻界的信息。动议说：如果政府方面辩称自己对这种泄露不负有责任，那么辩护方将要求新闻界提供这些信息的来源。

大陪审团推迟审理爆炸杀手案

原订于星期三(4月17日)开始讨论卡辛斯基案的联邦大陪团已推迟其行动,官方尚未透露具体何时开始正式起诉卡辛斯基。

1996年4月21日

专案组调查卡辛斯基的阅读习惯

调查人员正从当地图书馆和书店寻找有关卡辛斯基的信息。据“邦尼阿姨”书店的经理安娜·海尔说，卡辛斯基经常来这里翻阅政治学和数学类书籍。在逮捕卡辛斯基的几个星期之前，联邦调查局曾让海尔查找过几本书和杂志。

尽管海尔表示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书单上有她店里卖的书，但她记不得卡辛斯基买过哪本。

住在林肯镇的作家罗伯特·迪德里克森说，他经常在镇上的图书馆里见到卡辛斯基。“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这位作家回忆说。

爆炸杀手嫌疑犯泰德·卡辛斯基的小木屋里有两面墙整个都是书。其中有一些书是从海伦娜的“邦尼阿姨”书店买的。书店里的记录表明自1995年5月以来，卡辛斯基共到过这里6次。

联邦调查人员从小木屋中查获了数百本书及杂志。根据一条本州的法律，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得对外透露借阅记录，但已有几位林肯镇地区的图书馆员被联邦调查局传去。

与此同时，卡辛斯基在狱中读着中世纪历史，偶尔也看看报纸。

1996年5月1日

“我要把事情摆平”

一位数学教授日前说，他几乎可以肯定，爆炸杀手嫌犯卡辛斯基正是1977年上门见他的那个人。

西北大学教授唐纳德·萨里在星期三(5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卡辛斯基被捕后不久，他曾给联邦调查局写了封信，他起初在看了卡辛斯基的驾驶执照上的照片时，并不认为卡辛斯基是过去那位来访者，但在报上看了更多的卡辛斯基照片后确认，那人正是1977年的来访者。

萨里说他有“99.99%的把握”在1977年到1978年期间他曾见过这个人。

“他是个特征和个性十分突出的人，尽管他蓄了胡子，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萨里说，1977年，一个男子上门拜访，呈给他看一篇抨击工业技术的文章，希望他能帮助发表。萨里说他觉得那篇文章“有点幼稚”，就把他打发到西北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其他工程系教授那儿去了。

“我说他应超脱出那种幼稚，也就是说他应回到学校去再念几年”，萨里说。

这位来访者显然是愤怒了，萨里说，“他并没有提高嗓门，但因为愤怒，他浑身颤抖着说：‘我要把事情摆平’。

那以后不久的一次偶然的机会，萨里又在西北大学的一个演讲厅里见到此人，当时讲题是《火药――为善还是为恶》。

5个星期后,爆炸杀手第一次出现,爆炸案发地点为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园中的工程系楼前。

16年前,萨里曾经对联邦调查局要求公众合作的呼吁作出回应,并讲述了这件事,尽管他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1994 年 9 月,他曾经再次与联邦调查局联系,那时爆炸杀手已有过 14 次案发。

1995 年 4 月,他给联邦调查局写了 3 页的详细陈述,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萨里说,他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包含字母 C,S,和Z,但直到上个月看到电视上的联邦调查局,才恍然大悟地记起了全名。

卡辛斯基被控为爆炸杀手

1996年6月18日

卡辛斯基被控为爆炸杀手

爆炸杀手嫌犯泰德·卡辛斯基星期二(6月18日)被起诉为两条命案和两桩伤人案的凶手。此项起诉旨在对这位成为蒙大拿隐士的前数学教授进行死亡判决。

起诉中包括的爆炸案有；

· 1985 年 12 月 11 日: 休·斯古拉顿, 38 岁,

在圣克莱门托市他的电脑商店附近被炸死。指控中有两项条款支持联邦政府的死刑规定。

· 1993 年 6 月 22 日: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遗传学家查理斯·埃普斯坦在家中被炸伤。炸弹寄自圣克莱门托市。

· 1993 年 6 月 24 日:

耶鲁大学计算机学教授大卫·盖伦特在办公室被炸伤。炸弹寄自圣克莱门托市。

· 1995 年 4 月 24 日: 加州林业协会总裁吉尔伯特·马瑞, 47 岁,

被炸弹邮包炸死在该协会在圣克莱门托的总部。邮包寄自奥克兰。指控中有一项支持联邦政府的死刑规定。

调查人员和控方表示,他们将案子集中在1995年的爆炸事件上.是因为它留下了有力的炸弹残骸证据,同时也因为马瑞的命案出现在1994年联邦法院恢复死亡判决之后。

卡辛斯基将被押往圣克莱门托监狱。“在这里他会有一张床，一个便溺器，一个浴盆，一张桌子。他还有一扇窗，可以有采光，还可以看到外面”，圣克莱门托监狱的典狱长格兰·库莱葛说。

看来其他各州的联邦大陪审团将分别进行起诉。目前，在圣克莱门托市的起诉所带来的可能判决已包括了20年不准假释的监禁以及死刑。

1996年6月23日

爆炸杀手嫌犯被押至加州

爆炸杀手嫌犯泰德·卡辛斯基今日抵至圣克莱门托市，在这里他将面对与那个反抗工业技术的恐怖分子相关的4项起诉。

卡辛斯基于上午 11:00 走下飞机后,

被带到一辆黑色的警车中，由安全警察的车队押送到了圣克莱门托监狱。

1996年6月25日 东部时间下午4：45

卡辛斯基就爆炸杀手案的起诉提出无罪辩护

卡辛斯基的律师就 4 件爆炸杀手案的起诉提出无罪辩护。

卡辛斯基，54岁，未上手铐，身穿绿上衣，棕色裤子和网球鞋。在法庭的整个听证程序中未置一词，只是在法官彼得·诺文斯基为他任命一位公共辩护律师时点了点头。

他在圣克莱门托监狱度过了星期一，早晨出去散了步，在囚室里独自吃了早点，向看守问好。卡辛斯基被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尽管允许有来访者，但狱方发言人说，卡辛斯基不想见任何人。

“他是个十分有教养的囚犯――一些都听从我们的要求”，发言人莎朗·泰勒斯说，“不过他相当孤僻”。

卡辛斯基的律师奎恩·丹维尔估计审判将在18个月后进行。

如被宣判有罪，他可能被处以死刑。

在经历了 18 年的被动挨打、错抓了 200

多个嫌疑犯、查访了成千上万的自称的知情者、接了 2 万多个 1―800―701―BOMB

热线举报电话之后，联邦调查局已经学乖了。

他们仍不肯轻言他们已抓到了真正的爆炸杀手。

18年之后,爆炸杀手案还远未结来,在卡辛斯基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爆炸杀手专案组的举报电话仍然在响。官方发言人表示,此热线电话号码仍然有效,每周7 天,每天 24 小时,都会恭候奉陪。

第四章 余波

余波

被捕尚不足一个月，爆炸杀手的嫌犯泰德·卡辛斯基已经站到了美国文化的一个奇特的交叉点上，在那里，他因为罪大恶极而声名显赫起来。

“爆炸杀手”的35000字的宣言在不少书店里都被抢购一空，卡辛斯基成了电脑互联网络上的热点，人们甚至还能买到印有Unabomber（“爆炸杀手”之英文诨名）的T恤衫，仿佛他是个摇滚明星一般；签名为“爆炸杀手”竞选总统的运动也在煞有介事地展开。显然，爆炸杀手所激发的公众反响是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凶嫌蒂莫西·麦克威所远不能及的。

正当联邦机构紧张地对卡辛斯基案调查取证、法律部门反复推敲起诉事宜之时，美国人则普遍地表现出对这位据称夺走了3条人命、使23人残废、进行恐怖活动长达18年的蒙大拿隐士的强烈好奇和兴趣。

这或许是因为此案是本世纪以来美国最为离奇、最令人色变的案子。但犯罪学家、作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们纷纷认为人们对此的兴趣另有深意――认为它展现出美国人对狂野的个人主人的根深蒂固的崇敬，以及对脱缰的工业技术的忧虑。

“爆炸杀手几乎成了民间英雄，因为他居然能和警察周旋了那么多年，单凭这一点他也能名声远扬了。”加州州立大学的犯罪学专家埃立克·哈奇说。哈奇多年来曾一直是联邦调查局专案组的顾问。

乍听起来，把爆炸杀手或卡辛斯基（如果他果真便是此杀手的话）称为“民间英雄”似乎是荒唐可笑的――他不仅炸死炸伤了众多无辜者，葬送了他们的前途、葬送了许多家庭的正常生活，还让成千上万的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无形的阴影之中。

“这里边肯定也有相当的同情的成分，这种同情不光是来自穷人，而是来自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这些人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会想：他不该这么做；他不该杀人，但我能理解他的挫伤，理解他的愤怒。”

惊心动魄的故事

毫无疑问，故事本身是主要的诱惑。

人类对故事的喜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柏克利加大比较文学系的助理教授南希·罗腾伯格分析说。故事不仅具有娱乐性，而且还塑造英雄和奸佞，从而强化某种文化的价值、提供生活启示，“故事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原始方始之一。”

爆炸杀手的故事在浅层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影视中司空见惯的神秘而又紧张激烈的探案片，在深层上则暗合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那种存在的困境和道德层面上的挣扎。爆炸杀手的故事经过了10余年的性格铺垫和发展，在1993年后高潮叠起。最后，在使两名教授致残、一位广告业务主管和一位木材工业的社会活动家送命之后，爆炸杀手还不忘了幽它一默，放口要炸一架飞机。而相形之下，联邦调查局却自顾疲于应付，尽管组织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侦破行动，10多年来却前赴后继、一筹莫展。

这吊起了公众胃口，不少人为之心移神驰。爆炸杀手如同一出滑稽戏中的超级恶棍，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头号犯罪天才。

当卡辛斯基于今年4月3日被捕之时，故事更是呈现出一波三折的情节感，“剧”中人物性格矛盾重重，扑朔迷离。一个孤独的天才，令人心动的羞涩；一个才华出众的数学家，一个天生的炸弹玩家。一个执拗的极端冷酷矜持的人，却曾长期写信给一个墨西哥农夫，抚慰、同情、关爱溢于言表，其间流露出对家庭、对妻儿绕膝的天伦之乐的渴望。

“他的层次和教育背景超乎常理中的模式”，斯坦福大学心理和行为科学教授大卫·斯庇尔说，“它之所以吸引人的关注，是因为它对我们通常的观念进行了挑战，我们通常以为教育和好的熏陶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引人人胜的哲学

爆炸杀手的故事在许多层面上都容易激起人的兴趣和同情，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不自觉的。最打动人之处在于：他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担忧和对工业技术的啐弃。

作家克尔克派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是美国新兴的反工业技术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他说他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讨论了爆炸杀手的言论，公众反响极为热烈。

“令我惊讶的是有那么多人愿意倾听他的想法，并从中得到共鸣。

“其中揭示的问题是，工业技术正从心理上、经济上、社会上侵蚀我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媒体上对此加以讨论。说真的，我认为爆炸杀手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塞尔又进一步指出：“这件事引起人们的兴趣之处在于，这是个极高智商的人，他能自我判定自己绝对正确，然后义无反顾地执着一念、一意孤行。绝大多数人不认为自己能做到这点，他们对自己的状况通常感到无力。这点也是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哪怕人们不同意他的思想。”

狂野的个人主义

卡辛斯基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神话，它让人联想起诸多类似的故事，比如清教徒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丹尼尔·布恩大智大勇、披荆斩棘的拓荒历程，亨利·大卫·梭罗在沃尔登池塘的小木屋中的寂寞生涯。

爆炸杀手的一些堂而皇之的言论以及卡辛斯基的生活方式“极其符合美国人习惯中的思路，”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哈里森教授说。哈里森在他的《森林》(1992)一书中曾揭示了森林在西方思维想象中的重要意义。在谈话中，哈里森将卡辛斯基与梭罗作了对照。梭罗曾经宣称，个体应该按照自己的道德规范生活，他的思想给后世带来巨大影响。同梭罗一样，爆炸杀手期望用自己的言论召唤众人”，哈里森指出，“但20世纪末毕竟与19世纪中叶有了本质的不同，为了能让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得到接受，爆炸杀手感到有必要首先用炸弹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因此，划分爆炸杀手与他效法的前辈的分水岭是，他杀了人。

无法确定的传奇

尽管爆炸杀手引起美国公众的巨大反响,但对于他在历史中的意味却众说纷纭。

一些学者担心爆炸杀手会成为一些非主流的、对社会存有异见的个人或团体所纷纷仿效的样板，比如激进的环保组织已感到爆炸杀手的言行“令人振奋了”。

学者们对爆炸杀手话题的兴趣也毫不逊色。哈里林教授说，一家很大的出版社已找过他，希望能出一本有关爆炸杀手的生平和思想的文集。。

随着卡辛斯基案的审理和开庭，卡氏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是公众中的热点话题。O.J.辛普森的“梦之队”中的一员、辩护律师杰诺德·尤尔曼预言，卡辛斯基案将是真正壮观的“世纪审判。”

案审及其结果将最终决定爆炸杀手的故事将如何写入美国的历史中和如何在民间流传。

“新拉戴特派”

爆炸杀手的宣言见报之后，媒体哗然、公众反响热烈。其中不乏大鼓其掌的积极回应者，俄勒冈大名顶顶的无政府主义者约翰·泽赞(John Zerzan)便是一个。

“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见解和主张最终不得不通过暴力手段才得以公之于众”，泽赞说。泽赞长期以来在美国左翼和无政府主义分子中素有“宗师”之誉。“暴力虽是下策，但看来那些见解和主张总算是得见天日了”。

爆炸杀手案的调查追踪人员一直密切关注各种极端组织的动向，希望从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从他们的信息网络、传单、活动中找寻线索。泽赞所在的俄勒冈州向为无政府主义运动活跃地区之一。

被追随者们视为偶像的泽赞看上去沉稳而又温和，苍白的脸容中带着一丝忧郁的色彩。“新拉戴特派”――人们爱这样评论泽赞和他领导的自诩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泽赞本人认为，工业技术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的思想的控制，与自由的原则相悖。他在就爆炸杀手的宣言发表看法时说：“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和工业技术有什么宿怨，我们当然也乐于见到工业技术服务于社会。但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带给人们一种假象，以为现代工业技术可以解决社会的贫穷和其它诸多问题。”

泽赞认为爆炸杀手的宣言“一针见血”。泽赞关于工业技术革新的思考和对广告消费主义的批判集中反映在他的论文集《拒斥的成分》(Elements of Refusal)和《未来原始人》(Future Primitive)中。

纽约《无政府》季刊在1995年5月的一期中曾这样评价《拒斥的成分》一书，说它“足以驱使你去杀掉你的房东、老板、电视机、闹钟、牛津英语词典、博物馆的馆长和当地国艺学家”。

另一位以激烈的反工业技术立场著称的作家克尔派特里克·塞尔自称是泽赞的“深深的崇拜者”，他推测爆炸杀手在宣言中引为同道的无政府主义和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说不定就是指泽赞。“我相信，在这个不大的世界里，泽赞先生的声音在许多人的心中产生了共鸣，启发了他们的思想，”塞尔说。

“我的政治主张就是要摧毁工业技术”，泽赞也表示，“就是要回到一个没有劳动分工的时代里去”。

在俄勒冈尤金市他那陈设简朴、四壁皆书的狭小公寓里，当《纽约时报》的记者问及如何实现其政治主张时，泽赞说：“这是个大问题，这很棘手。我当然愿意想像，但我不想给出什么具体的蓝图”，大概是因为知道他的“蓝图”会惹出麻烦。

约翰·泽赞在60年代末学生时代曾经想过要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他在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又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现在看来，那全是浪费时间”，他说。他还在南加州大学修过3年博士课程。

后来他在旧金山做过几年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然后于80年代初搬到了俄勒冈的尤金，主要因为这里生活消费水平较低，另外他可以有大量时间阅读和写作。“我主要是做些零工来维持生计，我不靠出书赚任何钱”，他出版的大多数著述都是非卖品。

泽赞至今仍然单身一人，其生活内容也尽其简单。自然，他不使用电脑。“不光因为我从哲学角度上就反对这一套”，泽赞说，“而且对我来说，写作需要纸和笔。我不明白一架机器怎么会帮你思考”。

为爆炸杀手竞选总统

美国 19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正如这个时代绝大多数政治游戏一样，成了一种令人兴味索然的例行公事。竞选对手在媒体上唇枪舌剑口沫横飞，实则是空对空地放枪，要么就是纠缠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枝节中扯皮，总之都是要走这么一个过场，公众需要忍耐着姑妄听之。

然而在波士顿最大的选区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前面，今年5月中旬却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选举闹剧，让一些人耳目一新，让另一些人瞠目结舌，余下更多的人则处于一片茫然之中。

某日清晨7:30,这里已聚集了一些选举活动者,其中有几个人拉起了横幅“1996年签名为爆炸杀手竞选活动”,赫然在目。

“在这里，写有爆炸杀手的标语比写有克林顿、戈尔――或者把共和党也加起来――的标语都多”，一位新闻记者站在摄像机前，手举麦克风说，“因此看来爆炸杀手确实占了上风”。

“为爆炸杀手竞选”活动分子中有些还举着纳粹法西斯的标志，表明他们来自白人种族主义团体，这激起了周围一些人，包括其它为爆炸杀手竞选的群众的愤怒。一位高个男子终于冲动地朝这群人咆哮起来：“×你们这些法西斯分子！”他转而又向对着他的摄像机大喊：“别把你那该死的摄像机对着我！”

当他发现一位新闻记者仍然在对着他拍照时，他愤怒地将手中的咖啡泼向对方的脸，接向上去一拳，把记者的眼镜打掉了。显然他把对纳粹分子的愤怒转嫁到了新闻媒体上来，这直观地说明公众对媒体在政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厌烦。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另一位新闻记者跳过来把麦克风对准了这个摄影记者,

这时高个男子跑进了图书馆。

“我不过是在拍照片”，摄影记者一边用纸巾狼狈地擦着脸一边说：“那人在这图书馆工作。”

“这么说你是个独立的摄影师，而你遭到了攻击”，举着麦克风的记者煞有介事地加重了语气，转身面对自己的电视镜头说：“看来这儿的情况不妙”。

“确实有不少围观者觉得受了(纳粹标志的)刺激”，另一个记者评论说。

“真让人恶心”，一位围观者在电视镜头前表示，“我真觉得恶心透了”。

“你怎么看？”一位记者问在场的活动组织者克里斯·珂达。记者的问题显然也明显情绪化了：“想想历史上在以色列曾经发生过的事，你干嘛不卷了这些玩艺回家去呢？”

“哦,当然不”,珂达回答:“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人都准备好了要把纳粹请回来”。

许多新闻界人士都想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但这时珂达往自己的汽车退去。一位记者追上他，问他代表哪个组织。他匆匆答曰“全球达达研究所”(Institute of Global Dada)。

在这个意义上,为爆炸杀手进行的 1996选举可说是五、六十年代巴黎的情况论主义(Situationism)运动的一种复兴。那场运动用恶作剧引新闻媒体上钩，以此来传播自己的严肃主张，实际上是大众传媒时代的达达主义。

UNAPACK(爆炸杀手政治行动委员会)

一个以波士顿为大本营的电脑网点(website)鼓动拥戴爆炸杀手为总统候选人，由此在全美国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签名为爆炸杀手竞选总统活动”的电脑节点WWW.Paranoia.com/unapack/被《时代》周刊、CNN新闻网络、CSPAN，《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及其它各大媒体竞相追逐，大作文章。

自1996年3月1日起，截止到4月底的两个月内，该活动中心通过电脑网络已接待14000余人次的光顾，它敦请人们在11月的大选之际为爆炸杀手投上一票。该组织（爆炸杀手政治行动委员会，简称UNAPACK）由25个波士顿社会活动分子鼓动组成。

4月底，“时代华纳”国家电视新闻机构Extra！在波士顿制作了一套关于此活动的电视节目，相继在国内100多家/次电视节目中播出，并在WCVB第5电视频道中广播。记者莱妮·费彻拉在剑桥的一处咖啡厅里采访了UNAPACK的成员克拉斯·珂达和利迪娅·埃克拉斯，珂达和埃克里斯面对麦克风和摄像机侃侃而谈，陈述了该组织的行动观点和立场。以下是该组织自行发表的部分背景资料。

我们“爆炸杀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目标是什么？它是一个艺术项目呢，还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选举活动？

它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选举活动。艺术似乎是不该直接牵扯到实际事件之中，而是应该从精神上发挥其影响力的。但这可以颠倒过来，使社会行动成为感应精神的手段、成为传播思想的途径。进一步来说，社会交往（法律程序、选举、商业贸易）都具有仪式规范，所以我们的项目就可以象艺术运用风格样式那样运用这些仪式规范。

通过选举的形式,通过实际的投票行动,我们据有了这样一种社会仪式,以此来影响大众的思想,或揭露所谓合法选举的过程中的一些事实。

爆炸杀手出现的时候我最初的感觉是新奇。我倍感新奇地看到无政府主义――拉戴特思想冲出了学院的领域而开始付诸实践去影响事件的发展。他(指爆炸杀手)带来了希望，他是漫长的思想历程的产物――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无政府主义――是质疑工业技术的思想的延续。进一步地，由于他劫持了新闻媒体，他的行为方式又显出对传媒垄断、宣传机器(乔姆斯基！)等概念的赏识。这种合作化――工业技术――传媒情结是我所关注的。看到这些话题冲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樊篱而登上了举足轻重的媒体的显要位置，我感到欢欣鼓舞。

关于暴力的问题我有几个问答。首先，尽管我从未使用过暴力――即使在我遭到人身攻击的时候也一样，但我认为无条件杜绝暴力的主张是自我毁灭。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要是一位饱受虐待的妇女对威胁她生命的人动用暴力，你怎样看这件事？我也想到了其它国家的形形色色的武装组织：革命军、游击队，显然人们对使用暴力并不踌躇。或许爆炸杀手的暴力行为是由于单枪匹马、孤注一掷才显得难以接受。

但无论如何,我是从情况论(Situationism)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为了达到目的,他的确使用了暴力――可我们怎能不考虑他的处境呢?他将至关重要的问题成功地提起了人们的注意,难道我们要让这些转瞬即逝吗?现在正是将这些话题向纵深推进的难得机会,过去它们显得过于抽象和无关痛痒,这都是因为独断的媒体舆论在作怪。

关于媒体

问题的全部所在是对任何非主流思想的排斥。我们每天都被以各种方式告诫说，这里已经是任何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地方了，美国是所有可能存在的国家中最好的一个了，美国的生活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更有甚之，我们被告知我们投入于其中的社会发展是一种无限的线性进步，是工业技术使之成为可能。今天，工业技术的乌托邦主义正如日中天。60年代时我们对此曾经有过严肃的质疑，但今天人们通过选举把这种质疑埋葬了。于是，爆炸杀手的杀人是与传播这种教训相伴的――因为唯一能让人们对这些思想加以关注的办法就是犯罪。他于是犯罪了――别忘了，他的宣言得以公开发表也是靠暴力要挟才达到的――他要求将他的思想不加修饰地公之于众。问题是：如果不以暴力相要挟，这一切可能办到吗？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因此，我们不能将暴力行为和它所产生的政治契机分开而论，因为它们是一回事。人们说，何必要选爆炸杀手？为什么不选个非暴力的、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不选个文笔好点的人、不选个思想家出来（比如克尔克派特里克·塞尔）？回答便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中,是不会允许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现的。

我们在这里无须再讨论使用暴力是否公正，因为它已是既成事实。更进一步地说，爆炸杀手已在交换条件中发誓放弃了进一步的暴力行为，只是保留破坏财产设施的权利。我们甚至可以争辩说，正是通过这一使他的思想保持于世的努力，他事实上减小了进一步暴力的可能。

机遇

困扰我的问题之一就是，亚文化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似乎正甘于永远存在于地下。这是逃避。似乎没有人想到要以实际行动去影响秩序。60年代以来，权力阶层学会了如何使异已处于边缘位置、如何无视其存在，一旦它们真的脱颖而出、威胁了自己的存在，便拉拢之、逢迎之，使之成为一种消解了政治意味的娱乐。因此，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怎样对付这一程序的难以理喻的免疫系统。左翼力量已经是昨日黄花，在一个流动的、无地域差别的社区里组织起来的想法也似乎不可能了（注意：台上候选的政治家们是认识到这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党这一组织体系正在崩溃之中）。人们作为个体开始直接通过传媒进行交流。

因此,我们面临的是这样的事实:影响民众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媒体,而传媒同时又是“意识工业”(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它通过传播信息来保护其系统不致改变。有没有使用传媒但又不被被它吞噬掉的办法呢(除却爆炸杀手的策略以外)?我们必须利诱并占领媒体。

这便是我们采取选举这一社会形式的想法。这次签名竞选活动将不会满足一本30页的照片加文字说明的纪念册之类，爆炸杀手竞选活动是一次真正的行动。

UNAPACK 不是玩笑。

在他关于爆炸杀手的文章《给魔鬼的同情》中，亚历山大·比姆错误地将“签名为爆炸杀手竞选总统”活动说成是一场玩笑。然而这其实是再严肃不过的一件事了。显然，即使选上了他（指爆炸杀手），他也不会出面上任。但UNAPACK的目的就是要赢得这场竞选，将它变成一个针对我们工业文明时代的疏离、贫困问题的议程，揭露现行的对社会与环境问题的自杀性否认。我们要坚决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真实处境和社会欲望，而不是从一张限定的候选人名单中去“选择”那些一致赞同违背人性的工业技术观点的人。

如果能有足够多的公民切实地参与这次签名选举，那么我们就能将徒有虚名的竞选变成一场乌托邦运动――并且在工业技术霸权毁掉我们之前采取行动。

这里是由“爆炸杀手政治行动委员会”提出的为爆炸杀手竞选总统的十大理由。如果你以为这是个玩笑，请再三思之。有车吗？请帮助推行这一活动，在车上贴一张爆炸杀手标志。马上行动。

自 1996 年 3 月 1 日以来, 已有 172 人立誓参加此竞选活动,

我们已为此活动募到了 1857 美元捐款!

我们无所畏惧,你也应该如此。加入我们的行列! 颠覆(常规的)竞选总统活动!

投爆炸杀手一票!

选举爆炸杀手为美国总统的十大理由

1. 其他人都是混饭吃的。克林顿、金里奇、鲍威尔、佩罗、福布斯、多尔、格拉姆、鲁格尔、亚历山大、多南、凯耶斯，等等。

2. 他是热门人物！他并非人人爱戴，但的确是尽人皆知。我们不必去“炒”他，他已经被媒体“炒作”了，签名为爆炸杀手竞选活动如同顺水推舟。爆炸杀手是打破总统竞选程序的合适人选，他可以使形同虚设、充满诡诈的选举活动自食其果。

3. 高瞻远瞩。“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向来是人类的灾难”，不管你对爆炸杀手及其见解作何想法，他确实是一语中的。难道你听说过哪位合法候选人、哪次竞选、哪次辩论曾经把这样的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吗？我们应该在他们站稳之前就让他们滚下去……我们应该用我们关于工业技术的复决投票打烂他们的选举。爆炸杀手已经给我们抛出了一条缆绳，我们应该抓牢它。爆炸杀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换来的这次机会，我们绝不应错过。

4. 打破政党格局。这一活动可以给出第三党式的选择，它可以使远离中心的选举者们进入中心，进入由传媒控制着的系统的内部。

5. 即使选上他他也不会就任。这其实是一场“无人当选”的选举。爆炸杀手并未参加竞选，所以这是一场底朝天、连锅端，皆大欢喜的选举。竞选活动中的文字、标语、讲台、恶作剧，还有随便什么：随你的便。

6. 别浪费选票。媒体就象个心理医生――你在选举中无法交流。如果你拒不投票，你就会被看作麻木，对政治无动于衷，甚至更糟，当成是满意于现状；如果你在主流候选人中选了个虽不中意但作孽较小的，那你就等于肯定了现有政体、埋葬了你的声音。无论你怎样做都是浪费了一张选票。而选举爆炸杀手就等于是投票和抵制选举双管齐下，实际上就是投票反对现在的选举游戏。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作一次无政府主义的投票，让人们知道竞选总统实际上只是一场骗局。

7. 投票反对宣传机器。爆炸杀手率先打破了新闻的垄断，得以越过新闻的审查而发表言论。爆炸杀手通过实施他的宏伟计划，揭露出媒体是一个封闭的交流系统，明白地开创了一场信息交流之战，大众传媒壁垒森严，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者通过诉诸传媒来另有所图，但爆炸杀手通过恐怖手段来争取传媒上的公开化却是别无他求。请注意一下新闻界是怎样诠释爆炸杀手的故事的吧！他们将之看作关于犯罪和变态的系列杀手的低俗故事，根本将其中的思想性置之不顾。他们叫嚷“为什么不对他实行新闻制裁？其它各种企图诉诸新闻媒体的人起而效之怎么办？”他们想让我们相信，如果媒体不实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就成了一场灾难。

8. 他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通行证。爆炸杀手并不因使用暴力而失去了竞选的资格，他成功地运用暴力来达到政治目的，其信念和能力都证明了他具备作总统的最基本条件。归根到底，科林·鲍威尔的唯一资历是他作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杀手的表现。没有人称他为杀手，也没有哪个竞选者指斥海湾战争的血腥，这是一个如同在高科技游乐厅里玩弄电子游戏一样玩弄战争的国家。我们甚至无从知道有多少伊拉克人、有多少公民和军人、有多少我们纳税人的美元成为了炮灰。职业性死亡和疾病……不是暴力吗？空气、食品、工作环境中的毒气导致的癌症……不是暴力吗？低收入和贫困造成的饥馑和因之产生的后果……不是暴力吗？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不是暴力吗？恐怖？任何讨论暴力的人都应该把它摆到桌面上，而不应该在权力结构的基础上此一时也被一时也。只有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人（但那样也就没有当初的美国革命了）才有条件质疑爆炸杀手的总统资格。然而他总归是不会作总统的，即使获得压倒性多数的投票也不会使他坐到办公室里。

9. 娱乐的价值。看看那些饱食之士们怎样在电视上费力地吞咽、咀嚼、反刍这场爆炸杀手的竞选活动。它将传达出不容辩驳的信息，它会打断通常选举中的陈辞滥调。

10. 别怪我――我选爆炸杀手作总统。在选举过后你还可以炫耀一下你的标语贴条！

作家克尔克派特里克·塞尔写过不少关于新拉戴特主义的著作，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对爆炸杀手的宣言颇多贬抑，认为其文字粗糙、见解也并不独到，并且借用了一些学院派的新拉戴特主义的观点却没有加以说明。在访谈中，克尔克派特里克·塞尔一再地贬损爆炸杀手，不是因为其暴力行为，而是因为另一种更大的罪名：似乎是爆炸杀手败坏了世界上至为重要的文体语法。显然，塞尔更不屑于去读下面写的这些，因为我们UNAPACK的人都是满口反工业技术的胡言乱语。但是我们不想为我们的语无伦次道歉，电脑互联网络和新闻媒介都是强大的工具，这是问题所在。但我们若是因此而放弃使用这些工具的话，我们就是愚蠢的失败者。（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爆炸杀手政治行动委员会”绝不是个玩笑，我们要不懈地努力以造成声势。我们这一活动的宗旨就和克林顿及多尔一样，是要赢得选票。

这次选举,对我们来说,就是将爆炸杀手对工业社会的针砭提到议事日程中来,这比那些主流候选人所提出的“话题”都要重要得多。我们的信息是:爆炸杀手有理!

工业技术在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却对自己的前途无能为力。人们正在做的，从本质上说就是在让工业技术的演进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将之置于人的抉择范围之外。你没有看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绝望吗？

与媒体舆论的态度相反，UNAPACK认为爆炸杀手是正确的。我们是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者。我们感到变革社会的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揭露无意识的屈从，揭露这一“选举冷漠”的真正源泉。所有爆炸杀手的选民都代表了对政治幻像的彻底否定态度，这也是我们向自由迈出的第一步。

一旦你投了爆炸杀手一票，一切也就开始变得可能了。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也没有屈从。我们可以是自由的，即使在工业技术仍然在统治着社会的时候。

克尔克派特里克·塞尔应该为他对爆炸杀手的学院式指摘感到羞愧。爆炸杀手并不想做什么终身教授，与塞尔不同，他将自己的理论付之行动。如果塞尔是在努力改变世界，那他应该站出来，和我们携起手来。然而塞尔一方面认为目前的处境充满天启意味，另一面却满足于坐在那里高谈阔论。他应该对爆炸杀手最后孤注一掷的行为负责。

我们长时间地反复思考了我们的活动与暴力之间的关系。针对舆论界的提问：“你们怎能拥戴一个杀手呢？”我们的回答首先是：“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和爆炸杀手及其暴力联系起来，你们现在都不会和我们对话。”选举活动总是要由媒体的通过而得以存在，而只有通过暴力，这些“危险的主张”才能得以倾听。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与暴力的联系所具有的挑运意味既是我们最大的道德困境也是我们唯一的机遇。既然它是我们唯一的机遇，现在又是非常时期，那么道德困境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的策略可以归纳为3个R:揭示(Reveal)我们所面临的不自由和屈从处境;与充当宣传机器的、阻碍我们自由的选举政治程序决裂(Rupture);开始构想和创建一个建立在快乐原则基础之上的,不再压抑的、令人欢欣鼓舞(Rapture)的社会。

是的,这是乌托邦。但是请注意,工业技术理想主义也是乌托邦,而且这种乌托邦是要把我们的身心分离开来,最终是要把我们简化成为永远在数码间闪现的软件程序。

想一想电脑空间是怎样破坏人类对自我的认识的吧！在我们钉死在电脑屏幕前的时候，我们已经远离了自己的身躯和真实的世界。

我们是在拣拾我们那些被偷走的梦，或许这也是乌托邦，于是问题便转为，你要哪种乌托邦？

轰炸文明――发往人类未来的死亡通知单

爆炸杀手成了电脑互联网络的明星人物

加州一位名叫约瑟夫·齐勒的中学生在互联信息网上开辟了一个“爆炸杀手信息中心”，电子信件很快就源源而来。更有甚者，波士顿有一些人组织起“爆炸杀手'政治行动委员会”，在信息网上开展“签名为爆炸杀手竞选总统“活动。”“他并非人人爱戴，但的确是尽人皆知，”该委员会在宣传文字中这样声称：“别怪我――我选爆炸杀手作总统。”

还有一位马里兰的图书馆员也开辟了“爆炸杀手’之页”，是因为担心爆炸杀手会败坏了无政府主义的名声。

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工程专业的学生斯蒂芬·豪在自己的本地页 home page

上声称：“大出我的家人和联邦调查局之所料，我不是爆炸杀手”。24

岁的豪称自己“接到过许多寄给爆炸杀手的信件和馈赠。”对此，他表示：“这些人并非真的是在追星，他们只是心有所感，有所触动罢了。”

然而在更多的网页上(pages)，爆炸杀手俨然是以一种浪漫、神秘的游侠形象呈现出来的，人们甚至能在“时代华纳”的网上玩一玩“寻找爆炸杀手”的游戏。发自北卡罗来纳州的Metro

Active的信息则对联邦调查局当初勾画的爆炸杀手模拟轮廓图大加挑剔：“墨镜太土气了，带帽兜更是蹩脚，”于是一不作二不休，干脆给爆炸杀手来了次“改头换面。”修改后的轮廓图被称作“莫洛托夫式的”，还附有这样的说明文字：“戴上这副镶边的墨镜，这位无政府主义的恐怖分子更显得精神焕发。墨镜是乔其奥·阿玛尼牌的，每副售价140美元；黑色压线西服，售价1550美元；白色灯芯绒衬衫，售价395美元。还有黑色的丝质领带，是胡格·鲍斯牌的，每条125美元。设计者：安德鲁。”

同一个网址上还发了一位自称“不是爆炸杀手”的人的长文，文中说自己是“住在圣克莱门托的42岁的对现存社会怀有深刻的哲学式的厌弃的无政府主义者”，说自己虽然和警方描述的爆炸杀手如出一辙，“但是你们如果谁认识我的话，可不要把我当成爆炸杀手告发出去。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爆炸杀手专案组向来把电脑用户当成同道，把他们看作提供追踪线索的可靠资源的。在一封通过电脑网络发生的“致网上人员”的电子信件中，专案组曾称他们与学者、科学家一样，“正是爆炸杀手的攻击目标”，还专门为电脑用户设了举报电子信箱。颇具讽刺意味的，专案组抓获卡辛斯基最终靠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手段，而是最传统的“群众揭发”。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似乎是，自卡辛斯基被抓获后，爆炸杀手骤然间成了电脑互联网络令人瞩目的明星人物。

首先是那 35000

字的“宣言在网络上炙手可热，据北伊利诺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吉姆·托马斯所说，从他所在的网址上调取爆炸杀手的宣言的人每天不下

20 个。反馈的信息当然也莫衷一是。

CNN 对 UNAPACK

的组织者克里斯·珂达及利迪娅·埃克里斯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在座的有《新闻周刊》的资源编辑约拿·欧特

CNN 节目主持人: 爆炸杀手风靡电脑互联网络,

这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让我们来听听那些在网上开设了爆炸杀手专点的人们怎么说。通过电话参加到讨论中的是克里斯·珂达。克里斯,

我知道你开设了一处有关爆炸杀手的电脑网点,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珂达:当然了……是啊,我们建立了爆炸杀手网点,因为我们在开展“为爆炸杀手签名竞选总统”活动。这个是真正的竞选。我们想努力让这一活动在全美各地都开展起来。

CNN:你是说，这不是个玩笑，对吗？

珂达：绝非玩笑。

CNN:你为什么觉得他能胜任总统呢?

珂达: 是的，我们认为他具备了做一位好总统的所有素质。

CNN: 比如说?

珂达:首先，他是个尽人皆知的公众人物，他大名鼎鼎……

CNN:(笑)是的是的,我能感觉出那么一种讽刺的意味,但请继续说下去……

珂达:我认为这没什么可笑的,这是很严肃的事。新闻媒介系统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于,没有它的支持,这个国家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到要求参加这个讨论。我已经听到了你的一些电视嘉宾的讨论，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搞清一些问题。爆炸杀手在打一场游击战，不是吗？战争中总会有意外伤亡。他是以大自然的名义宣战的，我得把这一前提挑明了，我不知有多少你的嘉宾意识到这点。人类已消灭了地球上1/3的其它他物种。我们正以每40分钟就消灭一个物种的速度――

CNN:我想许多人都会深有同感，可是一

珂达:这些都是事实,再说――

某女嘉宾:――为了这就可以炸死那些广告商和科技人员吗?

珂达:没错。在这里作一些澄清是很必要的。新闻媒体是美国头号工业；新闻媒体事实上已成为调适人类的工具。

女嘉宾:且慢,你在操作着电脑互联网络,你才是媒体。我是说,你不觉得你在自相矛盾吗?你不是在通过电脑互联网络来鼓吹和声援爆炸杀手吗?

珂达:这叫随机应变!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可以利用的手段来把人们从幻梦中惊醒。

CNN:

我这里还有位嘉宾，《新闻周刊》的资源编辑约拿·欧特先生。欧特先生，你的看法如何？

欧特:说实话，我想到厌恶。我真希望让他(指珂达)去见见莫瑟太太，她现在新泽西。她丈夫几年前被爆炸杀手炸死了――他被误认为替埃克森石油公司经营广告活动，其实连这都纯属于虚乌有，可他死了，留下一家人，这可不是开玩笑。是啊，我们当然可以高谈阔论工业技术，谈它的使用和滥用，但得把这场讨论爆炸杀手的所作所为分开而论……

CNN:但是，约拿――

欧特:那个人(指爆炸杀手)是头猪! 就该把他当成猪……

CNN: 好的好的，我的提问是关于那份宣言，想看看它是否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欧特:太便宜了,对一头猪来说是太便宜了。唔,当然,我觉得他那里面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把这些称作什么高见,真是荒唐。唔,他的一些观点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题目。比如,他指责了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在当前的美国便是对摆脱任何束缚的市场的盲信。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既笃信这么一种市场又能恪守传统价值,因为市场对传统价值有侵蚀的作用。所以说他准确地――爆炸杀手在宣言中准确地――指出了保守主义内在的矛盾。他还对自由主义有类似的分析――

CNN: 嗯哼, 好―

欧特：……我们是可以坐下来讨论这些，我们可以讨论工业技术的历史，讨论工业技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侵蚀，这些都值得讨论，但必须与对爆炸杀手的评价分析分开而论――我甚至不愿与克里斯就此作何讨论――

CNN:

我认为你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观点，是的，约拿，我想接通克里斯·珂达的电话

听听他的看法。

欧特:我不想和克里斯谈,因为我不接受这种谈话的前提――

CNN: 可以, 这不成问题,

但我很想知道克里斯·珂达在电脑互联网络上的所做所为出于什么样的兴趣，还有，人们的反应如何？

珂达:我们得到了热烈的回应。我认为我们应该明白，媒体所扮演的那种社会形象不会蒙骗所有的人，仍然有许多头脑清醒的人能看穿媒体的把戏，他们以媒体为敌，因为媒体诱导人们去适应工业技术社会，我们“行动委员会”的人都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是媒体盘中香喷喷的小牛肉。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好好想一想。

CNN:你提到的“行动委员会”是什么?

珂达：“爆炸杀手政治行动委员会”。

欧特:为什么这样明目张胆?我是说这是哗众取宠……

克里斯:你听我说――

欧特:去见见那些受害者――

克里斯: 好, 让我们谈一谈暴力问题, 这总可以吧!

欧特：荒唐，荒唐――

克里斯:想谈一谈暴力问题吗?

CNN: 给你 15 秒钟。

克里斯:

好，我只想说，爆炸杀手使用了暴力，但我还想说，他照样够资格作总统，因为没有哪个总统不是动用暴力的。

女嘉宾:照此说来,好啊,把他从监狱中放出来,把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凶手也放出来,竞选总统吧!

CNN:

好，先谈到这里，我们谢谢各位嘉宾的参与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讨论：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内部都有个拉戴特？也许你和拉戴特之间的共同点比你起初所想象的要多。好，下次节目再见。

关于爆炸杀手政治行动委员会

问:为什么你们认为爆炸杀手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

珂达:爆炸杀手是目前唯一一位提出我们所面临的真实困境的公众人物;我们的真实困境即工业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它造成的人类的非人化。

我不认为共和党、民主党或是任何第三党派会把这种困境当回事。

埃克拉斯: 当主流的竞选政治正在鸡毛蒜皮的事上扯皮时,

我们正面临愈来愈迫近的灾难。对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和社会灾难,

各党派目前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忽视。“爆炸杀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主题,

即为爆炸杀手签名竞选活动, 就是要让人们挣脱政治的束缚。

问:为什么你们对爆炸杀手如此热衷?

珂达:我们正在全球性环境危机中挣扎。人类已摧毁了地球上1/3的物种,目前我们每40分钟就失去一种物种。70年代时是每60分钟失去一种。单是在美国,我们就以每8秒钟一英亩的速度在失去森林。这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可无论是共党、民主党还是哪个第三党派都不会严肃对待这一课题。

爆炸杀手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见解已得到广大公众的重视,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埃克拉斯:对我来说,爆炸杀手吸引我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了我们的政治体系的失败。他意识到，在我们所称的民主和自由的背后，关键的问题永远不会得到重视，这是因为传媒已极深地卷入到推动工业技术发展的道路上去了。这也是为什么爆炸杀手把新闻媒体也作为攻击目标。

所以,当我看到有人挺身而出,提出我们所面临的灭顶的困境时,我得到了启示。对这一困境的讨论比将最低工资提高50美分一类的话题更迫切。

爆炸杀手的言论令其他人的政论显得荒唐可笑。他是一个开端，我们感到自己必须继承并发展他的思想。有意思的是，媒体的反应是要把他的思想和他这个人分开，我们要做的正相反。

他们想说,我们该把此人当成精神病患者来讨论,他说了什么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他是个疯子。

我们要做的正相反,我们要把他的思想考虑在内。在那种故意的政治行动背后是一种伟大的献身。他采取了故意的暴力行为,而我们的选举运动则是非暴力的。

爆炸杀手认为现存体系不可救药，不能寄望于它能有什么改变，我们的立场介于他和那些相信可以通过现存体系作出改变的人们之间。我们并不相信现存体系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改变，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反抗这一体系。我们正在动用经典的民主化进程来试图造成政治决裂。一旦这种决裂成功，我们相信人们会开始将目光转向他们生活中真正有份量的议题。

问:由于你们支持爆炸杀手的信息,许多人会立即想到你们也支持他的杀人行为。你们支持他的杀人行动吗?

珂达:人们总是先想到他是个杀手,是个恐怖分子。但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

我们会说爆炸杀手打的是一场游击战，他是为捍卫大自然而战。而在任何战争中，意外伤害都在所难免。爆炸杀手难道不是和科林·鲍威尔将军一样是个战争英雄吗？是啊，我们可以说科林·鲍威尔杀了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是为了捍卫美国控制石油价格的权利而战。而爆炸杀手则是为反抗工业技术而战，为捍卫大自然而战，可相形之下他却被看作一位杀手或恐怖分子。这很有趣。这是双重标准，我认为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要是你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那可以另当别论。那是令人钦佩的。我自己就彻底反对暴力行为，而且我不认为暴力是改变社会的途径。但我觉得象我这样的人是一种例外。事实上，如果你公正地看问题，你会看到大多数美国人是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的。他们支持为石油而战。可见多数人并不反对暴力，只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

我认为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开诚布公，不能头脑单纯，必须明白爆炸杀手是以大自然的名义而战，媒介是他的靶子。他很明白地知道，他只有动用暴力去要挟媒体，否则他的思想永远不会得到广泛的讨论。他有一套微妙而行之有效的军事谋略。

埃克拉斯:他提出的见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给予重视和讨论,除了会被当作一桩充满娱乐价值的犯罪故事出现在媒体上。

有人问,为什么不找个表述同样观点、甚至能表述得更精确的主流社会党候选人呢?我们的回答是,阿兰·凯耶斯(Alan Keyes)就是个主流人物,可他为了能在竞选中得到听众曾经不得不绝食。可见连一些主流人物也声音微弱。

现在你指出我们在为一个杀人犯说话，可如果他名不见经传的话你也不会和我们对话了。你们做爆炸杀手的新闻也是因为你们知道他具有的吸引力。

问:你们是否认为支持爆炸杀手的人比已知的还要多?

埃克拉斯:我们作为一个选区,声明所有人都迈出这第一步,停止选举。停止目前的选举活动是选举爆炸杀手的第一步。

珂达:我同意。如果那些平日呆在家中不参加选举的人站出来投爆炸杀手一票,我们11月就会赢。

现在的选举不是明摆着徒有虚名吗?在一些欧洲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选民参加选举,那他们就得重新竞选。可我们这里不这样做,我们得问问为什么不这样做。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媒体受财团的控制。

媒体受财团控制，政体成为虚设，这不像活，这是卖狗皮膏药。让人们理解这点很重要，让他们走出家门（呆在家中无所事事会被解释成是对体系的肯定）投爆炸杀手一票，这很重要，这是种抗议。

问:你们是否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支持爆炸杀手呢?

埃克拉斯:首先,已经有很多人直接和我接触,也有很多人来电话了解这一活动。我们得看到,他们承受着很大压力,传媒一直企图把爆炸杀手从政治活动中抹去。

我们感到人们中有一些自觉的拥护者，也有一些十分感兴趣，更多的是不自觉地开始接触我们。我们的策略就是唤醒他们的意识，行动起来，解放自己，积极参与选举活动。

问:为什么你们想让爆炸杀手做总统?是逢场作戏呢还是此举的确重要,总统理该非他莫属?

珂达:爆炸杀手不可能做总统:如果选上的话他也不会当。显然,我们的行动不是关于他本人,而是关于对他的选举。我们是要营造一个乌托邦的时刻,要造成与传媒体系的决裂,这一体系已包揽了竞选活动。

若是有足够的人真的站出来、真的投爆炸杀手一票，那么11月的选举将是壮观的，将是历史性的。那在美国会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我们的期望。

我们想营造一种气氛，让媒体意识到，(竞选)不是一般的营生，事情不能再现在这样下去了……

问:假设那位先生(指卡辛斯基)真的就是爆炸杀手,显然他没有电脑,也不使用互联网络(Internet),为什么你们这些人用互联网络呢?

埃克拉斯:这就好比说为什么爆炸杀手要诉诸《纽约时报》。他抨击媒体,可他为什么要让《纽约时报》发表他的宣言呢?

同样的理由,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控制系统,我们正试图劈开这种控制系统。这个系统控制着我们在自己内部交流的能力。我们之所以把它当成工具来使用,是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交流途径。

人们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其实不然。我们使用电脑互联网络的原因与爆炸杀手利用《纽约时报》一样，是因为媒体控制了交流系统。它们在控制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选择是,要么根本放弃交流,要么利用我们被迫形成依赖的体系来促成对话。是爆炸杀手最初的行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他的行动给我们以交流的力量。

我们之所以要把我们所反抗的控制机制当作工具来加以利用，是因为它们已剥夺了我们的任何其它交流途径。它使我们被迫依赖于它，除此别无选择。

事实上已有很多文章分析了为什么使用电脑的人对爆炸杀手颇感兴趣。我想人们可能忘了，每天与电脑打交道的那些人是不得已把生命耗在这上面的，他们当然会对爆炸杀手感兴趣……

珂达: 工业技术社会是由各个层面的控制和等级构成的,

教育、娱乐、广告、报纸、电台、电视……。通过这些层面的控制,

人们被纳入了工业技术化社会。对精神病的研究和治疗是另一层面的控制。人们被驱使着去接受命运,

去听天由命。

所以我们认为攻击这些层面上的控制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术还制其人之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们这些新闻机构打交道。我们要让你们新闻媒体逐渐从受控于公司财团的状态下转变过来。

问:为什么人们该支持爆炸杀手?

埃克拉斯:

我很高兴人们问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要问人们的问题。自从我们成了汽车的奴隶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死于紧张的工作压力、死于高脂肪食物、死于癌症，死于办公室生活方式。这些死亡我们计数过吗？由于我们不予考虑，所以这些成了匿名死亡。我们将自己交付给一个匿名的系列杀手。如果你把这个匿名的系列杀手考虑在内，那么你会发现爆炸杀手的杀人算不了什么。

问:你怎么对一个小学生解释这些呢?

埃克拉斯:一点问题也没有。小学生对这一运动一点即通。我们和年轻人交谈没有问题，他们理解我们在安排他们的未来。参加这一运动的最佳人选是刚刚走出校门、拒绝把今后的生活交付给无谓之事的人们。

我的意思是说，工业技术是与人的自然适应性相悖的。动物通常做的是使自己与所处的自然协调相互适应，而人则产生了工业技术，它是对地球反适应的。它是一个侵犯性的系统，我们正逐渐被它吞没。

我们离灭绝越来越近了，因为我们不与自己所身处的环境相适应。目前我们正面临一种严峻的选择，人们要么一意孤行，建造越来越大的人为环境，要么迷途知返，尝试和地球均衡而和谐地相处和发展。

关于当今社会越来越令人困扰的心理问题，再没有人作出过比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更为生动形象的刻划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畅销书《铁人约翰》(Iron John)的作者最近推出了新作《兄弟社会》(The Sibling Society)，布莱在这本书中指出，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兄弟式的口角文化，欲打碎权威而后快。下面是他关于爆炸杀手这一话题的部分讨论。

爆炸杀手的行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抗拒科学技术的生动实例，同时可能也让我们领略了某种形式的严重的精神病症。他的生活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幼年时代回归的模式，这种模式还会在今后的时间里在我们中不断重复出现。

亨利·大卫·梭罗也曾远遁到他亲手搭的草棚中去，但是他在那儿苦心钻研的是古典文献和艰深的文学；他还身体力行地倾心观察各种门类的植物，草啊，树啊，还作了大量的旅行。他能准确地说出方圆50英里以内哪种植物在哪一天开花，他还一向与家人和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在山林之间，他真正长大成人。

如今，通过我们的广告消费文化，我们却造就出一个半成年的社会，这个社会导致人们难以长大成人。以泰德·卡辛斯基为例，他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似乎是要回到童年里去；这种隐遁具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的那种气质：他想向父母证明他们不能抛弃他――但他会抛弃他们。

这种类型的回归中含有某种让我们惊诧不已的成份：这个没有长大的成年人并非卢梭所得想象的那样天真烂漫，而是一个冷酷、残暴、心狠手辣得几近疯狂的孩子，他能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来。他内心有一种撕碎一切的欲望，甚至要把父母从心上抹去。

用密封的炸药包去杀害那些长大的人――这正是那种隐秘的欲望的流露。趁人不备的攻击陷害正开始屡见不鲜起来，尤其是在电脑互联网络，在那里，肮脏和仇恨的字眼经常从看不见面孔的人们中间冒出来。而成人社会的体面原本是要靠互相见得到的脸面来维持的。

卡辛斯基式的令人厌恶的回归还包括一种杀掉“高层”人士的欲望。对于俄克拉荷马城的爆炸凶犯来说，“高层”人士即那些在政府工作的人；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航空――校园”爆炸杀手来说，“高层”人士即那些公司里办公的人们。这些人里的确有个别败类，但残酷的杀手从来不分青红皂白。通过杀人来改良社会的荒谬想法正在我们的文化中蕴育着。暴力电影每天都作着这样的教诲。

我们要从这一惨痛事件中把握的，不是爆炸杀手的心理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问题，我们的那种偏执狂妄。爆炸杀手对工业社会的抗拒原本事出有因――工业的发展的确是该慢下来――但他却是藏在背后放暗枪，这使他最终遭到唾弃。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反抗现代工业社会的那种孤立处境，与那些被工业化社会消蚀的人们所身陷的孤立处境恰有惊人的暗合之处。那些将自己交付给工业技术、将之视为万能的人们，其偏执狂妄可能不出爆炸杀手之右。

附录1：

（爆炸杀手受害者大卫·盖伦特在卡辛斯基被捕后写的自述）

我第一次受宠若惊是在小时候一次去好莱坞一家电影制片厂游玩时。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我被选中去跑个龙套，在电影中运引一只仿真的咆哮的大猩猩。人们冲我大声喝采。我被爆炸邮包严重炸伤的经历和这段故事如出一辙，简单说来就是: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据舆论的分析,炸弹的攻击对象是计算机技术,那么我就是被选中的“计算机先生”了。在其短短的历史中,计算机在知识、就业、财富以及空间探索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为我能代表这个学术领域而自豪,但我实在是受之有愧。比我优秀的计算机学家多得是,而且,说实话,我其实并不特别喜欢计算机。计算机往往导致一些根深蒂固而且具有操纵性的专业问题,而我还不致为了解决它们而废寝忘食。我还是宁愿回家守着妻子儿女。除非有工作压着,我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孩子身上,不厌其烦地帮他们解决他们的电脑上的一些小问题。

我被选中作这一学科的代表之所以受之有愧，还因为我写的一些关于计算机科学的文章曾被同行指为不忠于自己的事业。我的那本《镜像世界》引起最大关注的部分是书中几个人关于科学技术的是非的争议；在书中，对计算机科学执怀疑态度的一方占了上风。我还曾载文抨击计算机在学校中的使用：家长都企望孩子能在学校打好文理学科的基础，能在阅读、写作等方面得到良好的熏陶，可太多的教师将教育诉诸无谓的计算机操作。

爆炸杀手嫌犯是哈佛大学出身，这一事实让我无言以对，否则的话我也不会对他感兴趣。知识分子和新闻业者中有一种为暴力犯罪的动机和思想涂脂抹粉的倾向，这常常令我感到鄙夷和不屑。我不想理会这个人对高科技的看法或者他试图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我所得到的信息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无论多么富裕多么自由的社会，总会不乏一小撮邪恶的小人。

在爆炸案发的几个月之后，我回到了办公室。这里曾被炸得满目疮痍，但现在已被我的朋友们、同事们和我的学生们装点得焕然一新。在一只板条箱的下面，我找到了我那本E·B·怀特的文集，它虽然也被炸残但基本上还可以辨认，书中有一篇短文名为《我们的心灵何以系之？》。在这篇文章里，怀特以一种平和的语调讲述了他和妻子在佛罗里达度过的一个圣诞节，讲述了他们隐约的不快的和强作的欢颜――讲到他们收到了寄自家乡缅因州的包裹时的欣喜，包裹散发的枞木的香味让他们浑然忘忧。

我想说的是，劫难带给人的值得慰藉之处就是它让你更加明确地坚守自己内心所珍视的东西。我从这次劫难中并没有体会到什么更新的东西，但它印证了我的预感。正如我过去一直揣测的那样，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和妻子儿女相伴的时光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我开始不再因为自己事业上的不入流而气馁。从气质上说，我是个作家和画家；我过去搞计算机是为了养家。那次爆炸炸飞了我的右手，有好几个月我都因为再也不能作画了而难过。但后来我学会了用左手作画，我便再也不会无视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使命感了。基于同样的理由，我还在不懈地写作。爆炸案之前我正在计划写一本关于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书，部分是历史，部分是小说――当时我觉得这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不知自己得花多少年的时间才能鼓足勇气拿起笔来。可我从医院一回到家，立即就意识到：坐着想，何如起来行。我开始动笔了。结果我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一位评论过怀特作品的评论家将同样的赞赏之辞也给了我。

最终看来，选我作“科技先生”或许不失为明智之举。象征这一基础事业的可能不该是什么大科学家；一个不把工业技术当成生活的最重要成分的人，一个宁愿花更多的时间与妻儿厮守的人，可能更能代表人类求索之真谛。我对最近抓获爆炸杀手嫌犯一事的反应是，我祝贺联邦调查局所取得的成就，感激那些伸出协助之手的众人们，缅怀那些无辜死去的受害者，最后再斟上一杯酒――为了人类的智慧的生活，为了炸弹毁不掉的人类事业。

附录2

《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Unabomber（爆炸杀手）宣言

《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导言

1. 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对于人类是一场灾难。工业革命大大延长了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的预期寿命了，但也使得社会变得不稳定，人类丧失尊严，导致了广泛的心理痛苦（在第三世界则还包括生理痛苦），并给自然界带来严重破坏。技术的持续进步将使情况变得更糟。技术进步将必然导致人类的进一步屈辱和自然界的进一步破坏；技术进步也很可能导致社会的进一步瓦解和人类更深重的心理痛苦，它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很可能导致生理痛苦。

2. 工业――技术体系有可能存在下去，也有可能崩溃。如其存在下去，这一体系最终可能达到一个较少造成人类身心痛苦的境界，但这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调整过程，且其代价是人类及其他许多生命体被贬低到仅仅是设计制造的产品或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地步。尤其是，如其幸存，那么，我们绝无改革或调整以防止其剥夺人类尊严及自治之道。

3. 如其崩溃，其后果亦将十分痛苦。然而，这一体系发展得越庞大，其崩溃之后果就越可怕，因此，如其必然崩溃，则越早越好。

4. 因此，我们主张进行革命以推翻工业体系。这一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可以是突变的，也可以有一个数十年渐进的过程。我们无法预言。但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憎恨工业体系的人们为铺平这一革命道路所应采取的行动的大致框架。这将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将不是推翻政府，而是摒除现存社会的经济及技术基础。

5. 在本文中，我们将仅仅集中论述工业――技术体系所带来的一部分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是说那些我们一带而过或干脆忽略的发展就不重要。为了注重实效，我们须将讨论集中到那些未受公众充分关注或我们另有创见的领域。例如，环境及野生动物保护运动已十分成熟，我们就不再赘言这些问题，尽管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十分重要。

现代左派心理学

6. 我们生活在一个陷入深重困境的社会，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点。我们这个世界的疯狂病症的最广为传播的表现之一就是左翼思想，因此，有关左派心理学的讨论可以作为讨论现代社会一般问题的入手点。

7. 然而，什么是左翼思想？20世纪上半叶，左翼思想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今天的左派分裂了，谁是左派也不十分清楚了。在本文中，当我们使用“左派”这个字眼时，我们主要是指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政治正确性”的倡导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残疾人活动积极分子、动物权益保护主义者等等。但并不是这些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左派。我们在讨论左翼思想时，所指的对象与其说是一种运动或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类型，或者说一组相关的心理类型（请参看227―230段）。

8. 即使如此，我们关于左派的概念仍旧是模糊不清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只是想大致指出两类我们认为是现代左派的主要驱动力的心理倾向。我们决未声称我们涵盖了全部左派心理学。至于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讨论适用于19世纪及20世纪前叶的左派，我们暂且不下结论。

9. 我们将现代左派两种内在心理倾向称为“自卑感”(feelings of inferiority)和“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ation)。自卑感是现代左派的整体特性，而过度社会化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的特性，但这一部分是影响特别大的一部分。

自卑感

10. 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自卑感”这个词的，它意指缺乏自尊心，无力感，抑郁倾向、失败主义、负罪感、自我厌憎等等。我们认为现代左派具有这些心理感觉（有可能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抑制），而这些心理感觉决定了现代左派的方向。

11. 如果某个人把几乎所有涉及到他(或他认同的群体)的表述都解读成贬损，那么我们可以确认，这个人有自卑感或缺乏自尊心。这种倾向在少数民族权力支持者之中特别显著，无论他们本人是否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对于标识少数民族的词汇超度敏感。“黑人”(negro)、“东方人”(oriental),“残废”(handicapped)或“小妞”这些词汇无非是指非洲人、亚洲人、残疾人(disabled)或女人，原本并无贬损的内涵。“娘们”(broad)和“小妞”(chick)只不过是“家伙”(guy)、“汉子”(dude)、“哥们”(fellow)的女性对应词。其负面内涵是那些活动分子们自己加上的。某些动物权益保护主义者居然不准使用“宠物”(pet)这个字眼，而坚持改称“动物伴侣”(animal companion)。左派人类学家在谈及原始民族时费尽心机避免使用任何可作负面解释的字眼。他们要用“不使用文字的”(nonliterate)来取代“原始”（primitive）这个词。他们对任何有可能暗示原始文化比我们低劣的说法害怕到了变态偏执的地步。（我们并不是说原始文化比我们低劣，我们仅仅是指出左派人类学家的超敏感性。）

12. 那些对于“政治上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术语最敏感的人并不是普通的贫民窟里的黑人、亚洲移民、受虐待的妇女或残疾人，而是少数活动分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并不属于任何“受压迫”的群众，而是来自社会的特权阶层。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在大学教授之中有着牢固的基础，这些教授有着安全的就业保障和可过舒适生活的收入，其中大多数人是异性恋、白人、来自中产阶级家庭。

13. 许多左派对那些有着弱者（妇女）、失败者（印第安人）、受排斥者（同性恋）等低劣形象的群体的问题高度认同。其实，这些左派自己觉得这些群体是低劣的。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确确实实是因为他们自己把这些群体看作是低劣的才认同于这些群体的问题的。（我们并没有说妇女、印第安人等等是低劣的，我们只是在说明左派心理学的一个方面。）

14. 女权主义者们几近绝望地想证明妇女与男子一样强，一样有能力。很明显，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被妇女很可能不如男子强、不如男子有能力的恐惧所困扰。

15. 左派仇恨所有有着强大、优秀、成功的形象的东西。他们恨美国、恨西方文明、恨白人男子、恨理性。他们仇恨西方等事物的真实动机决非他们所声称的那些理由。他们说他们之所以仇恨西方是因为西方好战、帝国主义、性别歧视、种族中心，等等。但当社会主义国家和原始文化也存在同样的毛病时，左派却为他们找借口，或至多不情愿地承认这些问题存在；而当西方文明存在这些毛病时，左派就会十分起劲并且时常是竭力夸大）地到处宣扬。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些毛病并不是左派仇恨美国和西方的真实原因，真实原因是美国和西方的强大和成功。

16. 在自由派和左派的语汇中，很少有“自信”、“自力更生”、“首创”、“进取”、“乐观主义”等词汇的地位。左派反对个人主义而提倡集体主义。他们要求社会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照顾每一个人。他们内心不相信一个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满足自己的需求。左派抗拒竞争的概念，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们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17. 现代左派知识分子所喜爱的艺术形式热衷于表现污秽、失败和绝望，再不然就是纵欲狂欢，把任何理性的控制抛到一旁，似乎理性不可能有任何造就，唯有沉溺于当下的感官刺激。

18. 现代左派哲学家往往摒弃理性、科学、客观现实，而坚持任何事物都具有文化相对性。人们当然可以严肃地质疑科学知识的基础，可以质疑如何界定客观现实的概念。然而十分明显，现代左派哲学家并非头脑冷静的逻辑学家，他们并不系统地分析知识的基础。他们之所以攻击真理和现实是由于深陷于感情冲动而不能自拔。他们攻击真理和现实是出于自己的心理需求。他们的攻击从某种角度说是发泄敌意，将敌意发泄出来可以满足他们的权力欲。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和理性把一些信念划分为真（也就是成功的、优越的），另一些信念划分为假（也就是失败的、低劣的），因此左派仇恨科学和理性。左派的自卑感几臻于极致，他们甚至忍受不了对事物作任何成败和优劣的划分。这也是许多左派不承认精神病和反对智商测验的原因。左派反对对人类的能力和行为作遗传学解释，因为这类解释使得一部分人显得优于或劣于其他人。左派往往将个人的能力大小归因于社会。这样，如果一个人“低劣”，则过错就不在于他而在于社会，在于他的成长环境。

19. 有些自卑者变成了自吹自擂者，恃强凌弱者、无情竞争者。这类人并未完全丧失自信。而左派则连这些人也不如。左派感觉不到自我的力量和价值，却还自认为有能力成为强者，而他们的令人讨厌的行为就出自其力图使自己成为强者的努力。[6] 但他们的自卑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无法想像自己个人可以成为强者或有价值的人。所以左派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只有在作为一个大组织或一场大运动中的一员时才感觉到自己是强者。

20. 请注意左派战术的受虐狂倾向。左派躺在车轮子前面进行抗议，他们故意挑逗警察和种族主义分子虐待自己。这些战术往往可能是有效的，但许多左派使用这些战术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受虐战术。自我憎恨也是左派的一个特点。

21. 左派可以宣称他们的行动主义是出于同情心或道德原则的感召。确实，对于那些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道德原则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情心和道德原则并非左派行动主义的主要动机。敌意是左派行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权力欲。尤其是，许多左派行为并不是经过理性计算来为他们声称要帮助的人们谋划的。例如，有人相信反歧视行动有利于黑人，然而，以充满敌意和冥顽不化的方式推行反歧视行动又能有什么意义？显然，至少在口头上或符号上，对那些认为受到反歧视行为的歧视的白人群众作一些让步之类的外交和安抚会更有效一些。但左派行动主义者们不干，因为这满足不了他们的感情需求。帮助黑人不是他们的真实目标。种族问题只是他们发泄自己的敌意和受挫的权力欲的一个借口。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损害了黑人，因为行动主义者对白人大多数的敌意会激化种族仇恨。

22. 即使我们的社会没有任何问题，左派也会发明出问题来给他们提供折腾的借口。

23.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前面所述并非是对每一个左派的精确描绘。我们只是粗略勾画出左派的一般倾向。

过度社会化

24. 心理学家使用“社会化”这个词来描述训练儿童按照社会的要求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过程。如果一个人相信并遵从他所在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且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承担某一部分社会功能，我们就说他“社会化得很好”。如果我们说许多左派是过度社会化的，这好像很矛盾，因为人们都认为左派是反叛者。其实，许多左派实际上并不是反叛者。

25. 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要求极高，以致于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思考、感觉和行动时完全不违反道德。例如，道德规范要求我们不仇恨任何人，然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此时或彼时仇恨某个人，无论承认与否。某些人已被高度社会化，试图道德地思考、感觉和行动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沉重负担。为了不内疚，他们必须不断地在动机问题上欺骗自己，并且为他们在现实中并不道德的感觉和行为找到道德的解释。我们用“过度社会化”这个词汇来描述这些人。[7]

26. 过度社会化会导致缺乏自尊心、无力感、失败主义、负罪感等等。我们的社会对儿童进行社会化训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让他们为自己有悖于社会期待的行为或言论感到羞耻。这一点如果做过了头，一个儿童就会对这种感觉特别敏感，他最后会变得为自己感到羞耻。尤其是，过度社会化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比轻度社会化的人们更受社会期待的限制。大多数人都会做不少不规矩的事。他们撒谎、小偷小摸、不遵守交通规则、在工作中偷懒、恨其他人、恶语伤人、背后作手脚把别人拽下来。过度社会化的人不敢做这些事，做了就会感到内疚或自我厌憎。过度社会化的人甚至不能毫不内疚地体验不道德的想法和感觉；他们根本就不敢想到“不干净”的想法。社会化并不仅仅牵扯到道德，它要求我们遵从的许多行为规范并不能归到道德名下。过度社会化的人被套上了心理枷锁，只能按照社会为他指定的轨道了此一生。这使得许多过度社会化的人感到抑郁和无力，生活成为苦刑。我们认为过度社会化是人类折磨自己同类的酷刑之一。

27. 我们认为现代左派之中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的一部分是过度社会化，他们的过度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左派的方向。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多半是知识分子或出身于上层阶级的人。请注意大学里的知识分子[8] 是我们社会中社会化程度最高的部分，也是最左倾的部分。

28. 过度社会化的左派试图通过反叛来摆脱其心理枷锁并实现自主权（autonomy），但往往却缺乏反叛社会最基本价值观的力量。一般说来，今天的左派的目标不是与既定道德作斗争。正相反，左派接受既定的道德原则，把这种道德原则看成是自己的，然后指责主流社会违反了这些原则。例子：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帮助穷人、和平反战、非暴力、言论自由、爱护动物；更为基本的：个人服务社会与社会照顾个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社会（至少是中、上层阶级）长久以来的深层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都是由主流媒体和教育体制直接或间接地灌输给我们的。左派，尤其是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往往并不反叛这些原则，而是声称（倒也不失正确）社会没能实现这些原则，以此作为他们对于社会抱有敌意的正当理由[9] 。

29. 这里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实际上与我们社会的常规难舍难分，却假装反叛者。许多左派一再要求反歧视行动，要求把黑人提升到高位，要求改善黑人学校的教育并投入更多的经费；他们把黑人“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看作是社会的耻辱。他们要求将黑人整合进体制，把黑人变成企业主管、律师、科学家，就像上中阶级的白人一样。左派声称他们决不想把黑人变成白人的复制品；他们是要保留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然而，何谈保留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除吃点黑人饭、听点黑人音乐、穿点黑人衣服、去几趟黑人教堂或清真寺，哪里还有什么黑人文化？黑人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最肤浅的东西之中了。在所有本质方面，多数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都是要把黑人按照白人中产阶级的理想进行改造。他们要黑人学习技术专业，成为企业主管或科学家，把一生耗费在爬地位阶梯上，以证明黑人和白人一样优秀。他们要黑人父亲“负责”，他们要黑人团伙放弃暴力，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工业――技术体系的价值观。这个体系并不在乎一个人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信什么宗教，只要他上学，有体面的工作，爬地位阶梯，做“负责”的父亲，非暴力，等等。实际上，不管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如何极力否认，他们是要把黑人整合进体制，要黑人接受体制的价值。

30. 我们并没有说左派，甚至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从未反叛过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显然他们有时候也反叛。某些过度社会化的左派甚至反叛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原则，他们甚至诉诸暴力。照他们自己的话说，暴力对于他们是某种形式的“解放”。换句话说，通过暴力行为，他们打破了从小灌输进他们的心理制约。因为他们过度社会化，这些制约对于他们就比别人来得严厉，所以他们需要摆脱它们。然而，他们却往往用主流价值来论证自己的反叛的正当性。如果他们使用暴力，他们总是声称他们在与种族主义战斗之类。

31. 我们知道可以对前述的粗陋的左派心理学提出多种反论。实际情况十分复杂，即使所需的数据都可以得到，完整的描述也需要更多的笔墨。我们只是非常粗糙地勾画出现代左派的两种心理倾向。

32. 左派的问题体现了我们社会整体的问题。缺乏自尊、抑郁倾向和失败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左派。虽然这些问题在左派身上特别明显，它们却是我们全社会的痼疾。今天的社会对我们进行的社会化的努力比过去的社会更高。我们甚至要由专家来指导如何吃、如何锻炼、如何做爱、如何带孩子等等。

权力过程

33. 人类对于我们称之为“权力过程”（power

process）的东西有着某种需求（多半是出于生物学原因）。这是一种与权力欲（这是众所周知的）密切相关的东西，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权力过程有四要素。其中三个最容易界定的要素我们称之为目标（goal）、努力（effort）和目标的实现（attainment

of

goal）。(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须得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并且需要至少实现部分目标。)而第四个要素却比较难以界定，并且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将其称之为自主权（autonomy）并且将在后面（42―44段）进行讨论。

34. 请考虑一个假定的案例：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这样一个人虽有权力，却也会产生严重的心理疾患。开头他会觉得很有趣，但逐渐地他会变得极度厌倦、极度无精打采。最后他的抑郁症会达到可以临床诊断的地步。历史告诉我们，有闲的贵族往往会变得颓废。打仗的贵族不会颓废，他们必须拼斗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那些无需努力的安逸的贵族往往变得厌倦、放情声色、无精打采，他们的权力也不能使他们振作起来。这就说明光有权力本身是不够的。人需要有可以运用权力的目标。

35. 每一个人都有目标，至少要获得生活必需品：食物、水，以及气候所要求的衣服和住所。但有闲的贵族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会厌倦和无精打采。

36. 因此，为了避免严重的心理问题，人类需要得靠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并且需要适当的实现目标的成功率。

替代性活动（surrogate activity）

37.

38.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有闲的贵族都十分厌倦或无精打采。例如，天皇裕仁就没有陷入颓废的享乐主义，他投身于海洋生物学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杰出的学者。当人们无需努力便可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时，他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人为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以获取生理必需品时同样充沛的精力、同样投入的感情追求这些目标。因此，罗马帝国的贵族追求文学的虚荣，几个世纪以前的许多欧洲贵族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狩猎上，虽然他们并不需要吃猎物的肉；其他一些贵族像裕仁那样，转向科学研究。

39. 我们使用“替代性活动”这个词来指称定向于人为目标的活动，这些目标仅仅是人们为了可作追求的目标本身而设立的。或者换句话说，仅仅为了在追求目标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感而设立的。有一个识别替代性活动的简易法则。假设有一个人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追求目标X上面，你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这个人必须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上，如果满足生理需要的过程要求他以丰富多采、令人感兴趣的方式动用其体力和脑力的话，他还会不会因为没有实现目标X而感到失去了什么重要东西？如果回答是不，那么这个人对于目标X的追求就是一种替代性活动。裕仁研究海洋生物学就完全是一种替代性活动，因为如果裕仁必须将他的时间花在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有趣然而非科学的工作上面的话，他就不会因为不知道海洋动物的解剖和生命周期而感到有任何失落。另一方面，对于性或爱（举个例子）的追求就不是替代性活动，因为大多数人，如果终其一生而不能与异性发生关系，那么，即使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十分令人满意，也还是会感到严重的缺失。(但超出一个人的实际需要而去追求过量的性，就可能是替代性活动了。)

40.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一个人只需很少努力便可满足生理需求。只要参加一些职业训练，掌握一点小技能，按时上班，无需费太大的气力即可保住职位。仅有的要求是不太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服从就够了。只要一个人具备上述条件，社会就会把他从摇篮照顾到坟墓。（当然，下层阶级并不能保证其生理必需，但我们这里是在谈主流社会。）因此，现代社会充斥着替代性活动是毫不奇怪的。这些替代性活动包括科学研究、体育、人道主义工作、艺术与文学创造、攀登公司阶梯、挣超出满足生理需求数量的钱和物，以及那些对于行动主义者个人并不重要的社会行动主义，如白人行动主义者从事争取非白人少数民族权利的工作。替代性活动并非永远是纯粹的，因为有些人从事这些活动可能还有部分其他动机。科学工作的动机有可能部分地是为了追求声望，艺术创造是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好斗的社会行动主义是出于敌意。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活动主要是替代性行活动。例如，大多数科学家多半会同意，他们在工作中获得的“自我实现”感比挣得的名和利更重要。

41. 对于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来说，替代性活动提供的满足感比追求实际目标（这是指那些人们在满足了权力过程需求之后仍会去追求的目标）要少。这一结论的一个标志就是，在许多或大多数情况下，深深投入替代性活动的人们从未感到满足。大款们没完没了地挣钱，科学家们没完没了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长跑运动员没完没了地去破记录。许多人会说，他们在替代性活动中获得的充实感远胜于从满足他们的生物学需求的“单调”生意中得到的，但是，这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已经把满足生物学需求所要求的努力贬低到了琐碎小事。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不能自主地满足其生物学需求，而只能作为巨大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的发挥功能。对比之下，在替代性活动中，人们的自主权就大得多。

自主权（Autonomy）

42. 自主权作为权力过程的一部分也许不是每个人必需的。但是，大多数人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需要自主权。他们的努力必须出自主动、遵循他们自己的方向并由他们自己控制。然而，大多数人作为个人并不需要自己的主动，自己的方向、自己的控制。一般情况下，他们作为一个小群体的一员也就足够了。因此，如果是五、六个人在一起商量，共同努力达成某个目标，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也就会得到满足。但是，如果他们是遵循从上到下的严格命令，不给他们任何自主决定权和主动权，那么，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就得不到满足。当进行集体决策的群体过大，每个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时，情况也一样 [10] 。

43. 某些个人确实不需要自主权。他们的权力欲很弱，另一种情况是他们通过认同于某个他们所属的强有力的组织来满足权力欲。这就是那些没有思想的、动物型的人，他们似乎可以通过纯粹肉体的力量感就得到满足（如天生的大兵坯子，他们通过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就能感到自己强有力，而他们十分满足于盲目地按照上级的指示去使用这些技能）。

44. 但是大多数人却必须通过权力过程――有一个目标、作自主努力并实现目标――才能获得自尊感、自信感和力量感。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机会去经历权力过程对，便会导致（依个人的特点及权力过程被中断的方式而有所不同）厌倦、无精打采、缺乏自尊心、自卑感、失败主义、抑郁、焦虑、负罪感、挫折感、敌意、虐待配偶或孩子、永不满足的享乐主义、性行为反常、睡眠紊乱、饮食紊乱，等等。[11]

社会问题的根源

45. 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出现前述症状，但在现代社会中这些症状的规模空前巨大。我们并非最先提出今日世界似乎正在走向疯狂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原始人比现代人承受的压力和挫折要少而对于其生活方式的满足感要多。当然原始社会也不是天堂。虐待妇女和儿童在澳洲土著之中十分普通，而性欲错乱则在美州印第安部落中比比皆是。然而，一般说来，我们在前面段落列举的那些问题在原始民族之中要比在现代社会中少得多。

46. 我们把现代社会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归因于现代社会要求人们生活在与人类进化时极为不同的条件之下，要求人们按照与人类在早期条件下发展时相抵触的行为方式行事。从我们先前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知道，我们认为缺乏充分地体验权力过程的机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强加于人类的反常生存条件。但它不是唯一的反常条件。在讨论作为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的权力过程中断（disruption of the power process）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源。

47. 现代工业社会的反常生存条件还包括人口密度过高、人与自然隔离、社会变化过快和自然形成的小社团和大家庭、村落或部落的分崩离析。

48. 众所周知，拥挤造成心理紧张和侵犯行为。今天的拥挤程度及人与自然的疏离都是技术进步的后果。所有前工业社会均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规模及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而现代农业技术则使得地球可以支撑比原来密度高得多的人口。（技术进步也放大了拥挤的影响，因为它使人们掌握了更大的扰乱能力。例如各种各样的制造噪音的设备：电动割草机、收音机、摩托车等。如果不限制使用这些设备，想要和平安静环境的人便会为噪音所苦；如果限制使用这些设备，使用它们的人便会为规章制度所苦。……然而，若是原本就没有发明这些机器，世界上也就不会有这些机器带来的冲突与苦痛。）

49. 对于原始社会，自然界（其变化往往极为缓慢）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这本身就意味着安全感。在现代世界中，人类社会主宰了自然而不是相反，而由于技术的日新月异，现代社会也变化得极快。因此，稳定的框架就失去了。

50. 保守主义者是愚蠢的：他们哀叹传统价值的失落却狂热地支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显然他们从未想到过：你不可能既要社会技术与经济迅速巨变又不引起该社会所有其他方面的快速变化，而这种快速变化必然会粉碎传统价值。

51. 传统价值的分崩离析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连结传统小型社会群体的纽带的分崩离析。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往往要求或诱惑个人迁移到新的地区，离开自己的社团，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小型社会群体的解体。除此之外，一个技术社会如果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弱化家庭纽带和本地社团。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必须首先效忠于体制，其次才是某个小社团，因为如果其内心对于小社团的忠诚超过了对于体制的忠诚，这些小社团就会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体制的利益。

52. 设想一个政府官员或公司主管任命他的表亲、他的朋友或他的教友而不是最称职的人担任某一职务。他这样做就是把个人忠诚置于对体制的忠诚之上，而这就是“任人唯亲”或“歧视”，两者都是现代社会中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潜在的工业化社会如果不能完成把对体制的忠诚凌驾于个人忠诚之上的转变，便往往是无效率的。（看看拉丁美洲就知道。）所以，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只能容忍那些被阉割的、驯服的、已被改造成为体制的工具的小型社团。[12]

53. 人们普遍认识到拥挤、快速变化和社团的分崩离析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但我们不认为今天如此之严重的问题可以完全归因于这些因素。

54. 一些前工业城市十分庞大、拥挤，然而其居民却似乎没有像现代人这样严重地为心理问题所困扰。今日之美国仍有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但我们发现那里也存在着与城市地区一样的问题，虽然程度略轻些。因此，拥挤并非决定因素。

55. 19世纪时在美国不断推进的边疆地带，人口的流动也破坏了大家庭和小型社会群体，其程度多半和今天也差不了多少。事实上，许多核心家庭自愿生活在隔绝状态之中，数英里之内没有任何邻居，因而也不属于任何社团，但他们似乎也没有因此而发生什么问题。

56. 更进一步说，美国边疆社会的变化也是迅速和深远的。一个人很可能出生于小木屋，生活于任何法律和秩序之外，靠食用野生动物为生；而当他年老时则多半有了固定职业，生活在执法有力的有秩序的社区之中。这是比一般现代人一生中发生的还要深远的变化，但这么深远的变化似乎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心理问题。事实上，19世纪的美国社会乐观而自信，与今天完全不同。[13]

57.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现代人有一种变化是强加给他的感觉（这种感觉基本上反映了事实），而19世纪的拓荒者却有一种他自己自愿地创造历史的感觉（这基本上也是事实）。例如，一个拓荒者安顿于他自己选择的一块土地，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其建成农场。在那个时代，整个一个县多半只有几百个居民，远比现代社会隔绝和自主。因此，拓荒农民是作为一个相对小型的群体的一员参与创建新的、有秩序的社区的。人们完全可以质问，创建这种新的社区是否就是进步；但不管怎么说，拓荒者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58.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来说明，迅速变化并缺乏紧密社团纽带并不一定就出现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大规模行为反常的案例。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社会及心理问题的最重要根源是人们没有充分的机会正常地经历权力过程。我们并不是说只有现代社会才会出现权力过程的中断。很可能，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文明社会都多多少少地干扰过权力过程。但在现代社会中，这个问题最严重。左派，至少在其最近（20世纪中后期）的形式下，部分地是权力过程缺失引起的症状。

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过程中断

59. 我们把人的欲望分为三类：(1) 付出些微努力即可满足的；(2)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满足的；(3)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不可能满足的。权力过程是满足第二类欲望的过程。第三类欲望越多，则挫折感、愤怒、最终是失败主义、抑郁症等就也越强。

60.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自然的人欲往往被推入第一类与第三类，而第二类则越来越多地由人为的人欲构成。

61. 在原始社会中，生理必需一般是属于第二类的：它们是可以得到的，但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现代社会则只要求每一个人付出些微努力就保证他的生理需求，[14] 因此生理需求就被推入第一类了。（人们也许不认为保住一个人的职位仅需“些微”努力；但一般说来，在中、下等职业中，保住职位唯一需要的努力是服从。叫你坐哪儿你就坐哪儿，叫你站哪儿你就站哪儿，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你很少需要费什么大力气，你也很少在工作中有自主权，因此权力过程需求也就不能充分得到满足。）

62. 社会性的欲求，例如性、爱和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多半可归入第二类，当然也因人而异。[15] 但是，除了那些地位欲特别强的人，满足社会性欲求所需的努力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

63. 所以，某些人为的需求就被创造出来，这些需求可以归入第二类，它们满足人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高度发展的广告和营销术使得许多人觉得需要那些他们的祖父那一代从未奢望甚至从未梦想过的东西。满足这些需求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去赚足够的钱的，所以这些需求应归入第二类。（但请参看80―82段。）现代人必须通过追求那些由广告和营销业[16] 创造出来的人为需求去满足其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以及通过替代性活动去满足。

64. 对于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这些权力过程的人为形式似乎还不够。20世纪后半期社会批判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成为现代社会许多人的通病的无目的感。（这种无目的的感常常被称为“失范”（anomic）、“中产阶级空虚症”等等。）我们认为，所谓的“认同危机”其实就是寻找目的感，多半是寻找一种合适的替代性行动。存在主义多半是对于现代生活的无目的性的一种反应。[17] 现代社会中极为流行寻求“自我实现”。但我们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一项活动本身的目的仅仅是自我实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替代性活动），那么它就恰恰不能完全满足自我实现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它不能满足权力过程需求。（参见41段。）权力过程需求必须通过具有外部目标的活动才能满足，如生理必需，性、爱、地位、复仇，等等。

65. 尤为重要的是, 如果是通过赚钱,

向上爬或以其他方式作为体制的一个零部件发挥功能来追求目标的话,

大多数人就不是处于一个能够自主地追求其目标的地位。就像我们在 61

段指出的那样,

作为他人雇员的工人必须整天生活在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人家叫他怎么干他就得怎么干的条件下。甚至大多数自己给自己干的人也只有极为有限的自主权。小企业经营者和企业家们抱怨他们的手脚被过多的政府规章制度捆住也是老生常谈了。某些规章制度显然是不必要的，但大多数政府的规章制度显然对于我们这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都是绝对必须的，也是无可避免的。今天的小企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特许制下运营的。《华尔街日报》几年前曾报道过，许多授与特许权的公司要求特许申请人接受一项个性测试，这项个性测试的目的是排除那些有创造性的人，因为有创造性的人不够驯顺，难以服从特许制。这就从小企业中排除了许多非常看重自主权的人。

66. 今天人们的生活主要地是取决于体制，而不是取决于自己。人们自己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受到体制铺设的轨道的限制。机会是由体制提供的，利用机会则必须遵从规则和管制[18] ^] ，而且如果你想有成功的机会，就必须使用专家开列的技巧。

67. 因此，权力过程因我们的社会缺乏实际的目标，以及在追求目标时缺乏自主性而中断。但是，它也会因第三类欲望而中断：这是些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充分满足的欲求。其中之一就是对于安全的需求。我们的生命取决于其他人作出的决策；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决策，甚至不知道谁作出这些决策（“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由极少数人――可能是500或是100人――作极重要决策的世界上。”――Philip B. Heymann，哈佛法学院，转引自Anthony Lewis，纽约时报，1995年4月21日）。我们的生活取决于某个核电站是否维持了安全标准；取决于多少农药被允许进入我们的食品或多少污染被允许放入大气；取决于我们的大夫技术如何；我们能不能得到工作取决于政府的经济学家或公司主管的决策，等等。大多数个人仅能在极小程度上对付这些威胁。个人对于安全的寻求因而受到挫折，这导致无力感。

68. 人们可能反驳说：原始人在生理安全方面比不上现代人，他们的预期寿命更为短暂；因此现代人的不安全性比人类正常水平要低而不是高。但是，心理安全与生理安全并不是完全相关的。使我们感到安全的不是客观的安全性而是我们有多少自信以自己的能力保护自己。原始人虽为猛兽所袭，为饥饿所困，但他可以自卫，或迁徙去找寻食物。他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但决非完全无助。现代人面对许多威胁却是完全无助；核灾难、食物中的致癌物、环境污染、战争、增税、巨大的组织侵犯其隐私，可能扰乱其生活方式的全国范围的社会与经济现象。

69. 原始人确实无力反抗某些威胁，如疾病。但他能对疾病的威胁坦然处之。疾病是自然之物的一部分，并非任何人的过错，也许是某些想像的、非人的鬼怪的过错。但对现代人的威胁多半是人为的。它们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其他人强加的，而他作为个人却完全无法影响这些人的决策。因此，他感到挫折、屈辱和愤怒。

70. 因此，对于原始人来说，安全主要由其自己把握（作为个人或作为小群体的一员），而现代人的安全则在其他人或组织的手中，这些人或组织或者十分遥远或者十分巨大，他个人根本无法施以影响。所以，现代人对于安全的欲求多半归入第一和第三类；在某些领域（食物、住房等）其安全只需些微努力即可获得，而在其他领域，他却不能获得安全。（前面所述大大简化了实际情况，但粗略勾画出现代人的生存条件与原始人之不同所在。）

71. 人类有许多短暂的欲求或冲动是必然会在现代社会中遭受挫折的，因而这些欲求和冲动也就应归入第三类。一个人可能会愤怒，而现代社会却不能允许打架，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能允许口头攻击。人在旅途中可能会饥饿，也可能想走慢一点，但他只能跟着车流走并遵守交通信号。一个人可能想以自己的方式工作，但多半只能按其雇主的规定去做。还有其他许多情况，现代人被规章制度网（有形或无形的），完全罩住，其冲动多受挫折而权力过程亦因之而受扰。这些规章制度的大部分不能取消，因其为工业社会运行所必需。

72. 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是极其宽容的。在与体制的运行无关的方面，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只要这不会助长对于体制有危险的行为）。我们可以和我们喜欢的任何人上床（只要我们进行“安全性生活”），我们可以做任何不重要的事，但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体制对于我们的管制却越来越严厉。

73. 我们的行为并不仅仅受到有形规则或政府的限制。控制往往是通过间接的强制或心理压力或巧妙的操纵，由政府之外的组织或整个体制本身实行的。大多数大组织都使用某种形式的宣传[19] 来操纵公众的态度或行为。宣传决不仅仅限于商业广告，有时甚至连制造宣传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例如，娱乐节目的内容是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一个间接强制的例子：没有法律规定我们必须每天上班和听命于雇主。从法律上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拦我们像原始人一样生活在野外或自己开买卖。但在实际上，野外已所剩无几，而我们的经济也只能容纳数目十分有限的小企业主。因此，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作为他人的雇员而生存。

74. 我们认为，现代人之痴迷于长寿，保持身体活力和性吸引力直至老年，乃是由于被剥夺了权力过程而产生的自我实现缺失症。“中年危机”是这种症状的表现。在现代社会中极为普遍而在原始社会中闻所未闻的不想要孩子也是这种症状的表现。

75. 在原始社会中，生命是相联贯的若干个阶段。人们的需求和目的在前一个阶段得到了满足，因而也就毫无任何勉强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年轻人通过狩猎体验权力过程，他们打猎并不是为了体育或自我实现，而是为了取肉果腹。(对于年轻妇女来说，过程略复杂些，她们更着重于社会权力；我们将不在这里讨论。)这一阶段过去之后，年轻人便心甘情愿地安居下来担负起抚养一个家庭的责任。(对比之下，某些现代人不断地推迟要孩子的时间，因为他们忙于“自我实现”。我们认为他们所需的自我实现实际上是充分的权力过程体验――有着真实目标而不是替代性活动的人为目标的权力过程体验。)然后，把孩子养大，通过供给孩子生活必需品而体验权力过程，原始人感到他完成了任务并准备接受老年的到来（如果他活得到那么长的话）和死亡。许多现代人却为死亡的前景而感到不安，这可以从他们拼命保健与驻颜这一点看出来。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从未用自己的体力做任何有用的事，从未认真地用自己的体力体验权力过程而产生的自我实现缺失感。每天都将自己的身体用于实际目标的原始人并不害怕年老体衰，而除了从汽车走到房子就从未为自己的身体找到过什么实际用途的现代人却害怕。只有权力过程的需求已在其一生中得到了满足的人才能最坦然地迎接生命的终结。

76. 作为对于这一节的反应，有人也许会说：“社会应该给予人们体验权力过程的机会。”对于这些人来说，这种机会的价值已全然被机会是社会给予他们的这样一个事实所毁。只要机会是体制给的，体制就会给他们戴上枷锁。要获得自主，他们就必须挣脱枷锁。

某些人是如何适应的

77. 工业――技术社会中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心理问题。有些人表示他们对社会现状很满意。我们现在来讨论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反应为何如此不同。

78. 首先，权力欲的程度肯定是不同的。权力欲弱的人体验权力过程的需求相对也弱。有些驯顺类型的人就象过去南方种植园的黑奴一样快乐（我们并不是在嘲笑南方“种植园的黑奴”。公道地说，大多数奴隶并不满足于自己的被奴役状况。我们是在嘲笑那些满足于被奴役的人们。）

79. 有些人有着一些特殊的欲求，他们在追求这些欲求的过程中满足了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例如，有些人对于社会地位有着超强需求，他们毕其一生攀登地位阶梯，对此游戏乐而不疲。

80. 人们对于广告营销术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有些人极易受广告营销术的影响，他们即使挣了很多钱，也还是满足不了他们对营销产业在他们眼前晃动的耀眼新玩意的渴求。因此，他们即使挣了很多钱也还是觉得财务紧张，因而其渴求也受到挫折。

81. 有些人对广告营销术不那么敏感。有些人对金钱不感兴趣。获取财物满足不了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

82. 对于广告营销术敏感程度中等的人们可以挣到足够的钱满足他们对于商品、服务的渴求，但要付出巨大努力（加班、干第二职业、争取提升等等）。因此，获取财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但这并不一定表示他们的需求完全得到了满足。他们也许在权力过程中缺少自主权（他们的工作可能主要是服从命令），而他们的一些欲求（如安全感、进取心）可能受到挫折。（我们对于80―82段的过份简化十分抱歉，因为我们假设物质欲求完全是由广告营销业生造出来的。实际情况当然并不那么简单。）

83. 有些人通过认同于某个强有力的组织或群众运动而部分地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一个缺少目标或力量的人参加一个运动或组织，将其目标当成自己的，然后朝这些目标努力。当这些目标中的一部分得以实现时，即使这个人他的个人努力在实现这些目标时仅起了散不足道的作用，他也觉得（通过他与该运动或该组织的认同）自己似乎经历了权力过程。这一现象曾被法西斯、纳粹及共产党利用。我们的社会也利用这一现象，虽然不那么赤裸裸。例子：诺列加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目标：惩罚诺列加）。美国入侵了巴拿马（努力）并惩罚了诺列加（实现目标），美国经历了权力过程，而许多美国人则因认同于美国也间接地体验了权力过程。因此，公众普遍地支持入侵巴拿马，它给人们力量感。[20] 我们在军队、公司、政党、人道主义组织、宗教或意识形态运动中都可以看到相同的现象。尤其是，左派运动倾向于吸引想要满足自己权力欲的那些人。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同于一个大组织或一个群众运动不能完全满足权力欲。

84. 人们满足其对权力过程的需求的另一个方法是替代性活动。如我们在38―40段解释的那样，替代性活动是指向那些人为目标的，人们追求这种目标是为了在追求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而不是为了实现目标本身。例如，没有任何实际动机驱使人们练出大块肌肉，把小球打进洞去或搞到整套整套的邮票。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他人取向”，因而就很容易把某项替代性活动看得十分重要，只要他们周围的人认为这事重要，只要社会告诉他们这事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把一些实质上毫无意义的事看得无比重大，例如体育、桥牌、象棋，或晦涩的学术研究，而其他心明眼亮的人则明白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些替代性活动，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是；因此，这些东西也就不具备足够的重要性，无法满足他们的权力过程需求。我们还要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的谋生之道也是替代性活动。当然不是纯粹的替代性活动，因为其部分动机是为了满足生理必需（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追求社会地位，以及购买广告诱使他们欲求的奢侈品。但许多人投入工作的努力大大超过了他们获取名利之必需，而这种过度的努力就构成了替代性活动。这种过度的努力，以及与此相随的感情投入，是推动体制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的最强动力之一，其后果是个人自由的减少（参见131段）。尤其是，对于最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工作主要是一种替代性活动。这一点十分重要，值得单独讨论，我们将很快重新回到这个主题上来（87―92段）。

85. 在这一部分，我们解释了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如何多多少少地满足了自己的权力过程需求。但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的权力过程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首先，那些对地位永无餍足的人、对于某项替代性活动“痴迷”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的人，或对于运动或组织的认同强烈到要足以满足其权力欲的人，毕竟是少数个别现象。其他人并不完全满足于替代性活动或组织认同（参见41、64段）。其次，体制以显在的管制或社会化强加了太多的控制，这导致了自主权的缺失，并由于不可能实现某些目标及必须抑制某些冲动而导致了挫折感。

86. 但是, 即使工业---技术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很满足, 我们 (FC){2} 也将反对这种社会形态, 因为我们认为 (除了其他理由之外) 这种社会形态通过替代性活动或组织认同, 而不是追求真实目标, 贬低了人类对权力过程的追求。

科学家的动机

87. 科学技术提供了替代性活动最重要的范例。一些科学家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好奇”，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的是极为专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是正常好奇心的对象。例如，一个天文学家，一个数学家或一个昆虫学家会对异丙基三甲基甲烷的性质好奇吗？当然不会。只有化学家对这种东西好奇。而他之所以对它好奇，只不过是因为化学是他的替代性活动。那么一个化学家会对一种新发现的甲虫的正确分类感兴趣吗？当然也不会。只有昆虫学家对之感兴趣，而他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昆虫学是其替代活动。如果化学家和昆虫学家必须付出较大努力才能获得生理必需品，如果这种努力需要他们在令人感兴趣然而非科学的领域运用其能力，他们就会对异丙基三甲基甲烷或甲虫分类看也不看上一眼。假设由于缺少研究生院教育经费而使得一个化学家没当成化学家却成了一个保险经纪人，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他会对保险业十分感兴趣而对异丙基三甲基甲烷不屑一顾。无论如何，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就投入科学家花在他们的工作上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正常的。以“好奇心”来解释科学家的动机是不能成立的。

88. “有利于人类”的解释同样不能成立。有些科研工作与人类福祉攀不上任何关系――例如大多数考古研究及比较语言学等。其他一些科学领域对于人类有明显的危险性。然而，这些领域的科学家的研究热情决不亚于那些研究疫苗或空气污染的人们。请看爱德华·泰勒博士的例子，他对建核电站极为热衷。这种热衷是缘于有利于人类的吗？如果真是这样，泰勒博士为什么对其他“人道主义”事业不感兴趣呢？如果他如此人道，那么他为什么参与制造氢弹呢？就像其他科学成就一样，核电站是否真正有利于人类还是个很大的疑问。廉价的电力能够完全抵消核废料的堆积和核灾难的危险吗？泰勒博士只看问题的一面。显然他对于核电的热衷并非出于有利于人类的渴望，而是出于他因自己的工作及看到自己的工作找到实际用途而得到的个人成就感。

89. 这适用于大多数科学家。除了极少数例外，科学家的动机既不是好奇心也不是有利于人类的愿望，而是体验权力过程的需求：想要找一个目标（一个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进行努力（研究）并实现目标（解决该问题）。科学是一种替代性活动，因为科学家主要是为了从工作中得到成就感而工作。

90. 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其他动机也起作用。例如名利。有些科学家有可能是地位需求无法餍足的类型（参见79段），而这种需求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动机。无可置疑，大多数科学家，与大多数一般人一样，或多或少地受广告营销术的影响，需要钱来满足他们对财物与服务的贪求。因此，科学虽不是一种纯粹的替代性活动，但主要是一种替代性活动。

91. 科学和技术也构成了一种群众权力运动，而且许多科学家通过认同这一群众运动而满足其权力欲(参见83段)。

92. 因此，科学的进军是盲目的，无视人类的真正福祉或其他任何标准，只服从科学家以及提供研究经费的政府官员和公司主管的心理需求。

自由的性质

93. 我们将论证工业――技术社会是无法通过改革来防止其对人类自由空间的侵犯。但由于可对“自由”作多种解释，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我们关心的是什么自由。

94. 我们所说的“自由”是指体验权力过程的机会，它是在真实目标而不是替代性活动的人为目标下，在没有来自任何他人特别是大组织的操纵或监督的条件下体验权力过程的机会。自由意味着自己（作为个人或作为小群体的一员）掌握自己的存在、食物、衣服、住所以及防卫周围环境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威胁等生与死的问题。自由意味着掌握权力，不是控制别人的权力而是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力。如果一个人之上还有他人（特别是一个大组织）的权力，那么，无论这种权力多么仁慈、多么宽容、多么放任，这个人也没有自由（参见72段）。

95. 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因为我们有某些宪法保障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么重要。一个社会中个人自由的程度更多地是由该社会的经济与技术结构而不是由其法律或政体决定的。[21] 新英格兰地区的多数印第安民族是君主政体，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城邦亦为独裁者所控制。但是，通过阅读有关这些社会的书，人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些社会远比我们的社会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其部分原因是这些社会没有有效地执行统治者意愿的机制：没有现代化的、高度组织化的警察力量，没有快速的远距离通迅能力，没有监视照相机，没有普通公民的生活档案。因此，回避控制就相对容易。

96. 至于我们的宪法权利，请想一想出版自由这个例子吧。我们确实不想多说这一权利的坏话：它确实是限制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的重要工具，它可以通过公开曝光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恶行而制止他们越轨。但是，对于普通公民个人而言，出版自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大众媒介主要是由那些体制内的大组织控制的。任何一个有几个钱的人都可以把一些东西印出来，或将其在互联网络上散布，等等，但他的声音会立即被扑天盖地的媒介所淹没，因而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对于大多数个人或小群体而言，想以言辞给社会留下一个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我们（FC）为例，如果我们不进行任何暴力行动而只是把这篇文章交给出版商，它多半不会被接受。即使它被接受并出版，也不会有很多人读它，因为看媒介的娱乐节目比读一篇严肃的论文更有乐子。甚至就算有很多人读它，其中大部分人也会很快忘掉，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媒介的东西早已泛滥成灾了。为了使我们的信息有一个给公众留下持久印象的机会，我们不得不杀人。

97. 宪法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但它们也仅仅能保障可以被称为布尔乔亚概念上的自由。根据布尔乔亚的概念，一个“自由”人本质上是一架社会机器的一个元件，并且只享有一系列清楚规定的自由；这些自由是被设计来满足社会机器而不是个人的需要的。因此，布尔乔亚的“自由”人有经济自由，因为经济自由有助于增长和进步；有出版自由，因为公开批评可以限制政治领导人的恶行；有享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仅凭有权势者的突如其来的怪想头便拘押人有损于体制。这明显是西蒙·玻利瓦尔的态度。他认为，只有自由被用来促进进步（限于布尔乔亚想像力的进步）时，人民才有权享有自由。其他布尔乔亚思想家十分类似地把自由看成是实现集体目标的手段。切斯特·谭（Chester C. Tan）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Th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第202页解释了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的哲学：“个人之所以被给予权利乃是因为他是社会的一员，而他的社团生活需要这些权利。胡的社团指的是整个国家的社会。”在第259页说：根据张君劢（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头目）的观点，自由必须用于国家和人民整体的利益。但是，如果一个人必须按照他人的规定行使自由，他还有什么自由可言？FC的自由概念不同于玻利瓦尔、胡汉民和张君劢或其他布尔乔亚理论家的概念。这些理论家的问题在于他们把社会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替代性活动，其结果是理论被设计来满足这些理论家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满足不幸生活在这些理论应用中的社会中的人民的需要。

98. 在这一部分我们还要指出一点：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说他有足够的自由就认为他确实有足够的自由。对于自由的限制部分地是通过人们并不意识的心理控制实现的，尤其是，许多人关于自由的观念是由社会常规而不是他们的真实需求控制的。例如，很可能许多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会说大多数人，包括他们自己，是社会化程度太低而不是太高，然而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为其高度社会化水平而付出了沉重的心理代价。

一些历史原理

99. 我们可以把历史看作两个成分之和：一个是由不遵循任何可辨认图式的不可预见事件组成的无常成分（erratic component），另一个是由长期历史趋势形成的有常成分（regular component）。我们在这里只讨论长远趋势。

100. 第一原理。如果以小的变化来影响一种长远的历史趋势，那么，其影响几乎总是转瞬即逝的――趋势将很快回到它原来的状态上去。（例子：旨在一个社会中肃清政治腐败的改革运动很少产生长期作用：改革者早晚会松懈下来，而腐败则又不知不觉地回来了。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腐败水平多半是一个常量，或者仅仅随着社会的进化缓慢地变化。通常情况下，只有伴随着大范围社会变化的政治清廉运动才会长期奏效；社会中的小变化是不够的。）如果一种长期历史趋势中的小变化表面上似乎是持久的，那只不过是因为该变化与长期趋势的既定方向相一致，因此该趋势并未改变，只不过是被往前推了一步。

101. 第一原理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如果一个趋势没有对于小变化的稳定性，那么它就会随机行走而不能遵循某一特定方向；换句话说，它根本就不是长远趋势。

102. 第二原理。如果一个变化大到足以永久改变一种长远历史趋势，那么，它也将改变整个社会。换句话说，社会是一个所有部分都相互关联的系统，你不能只永久地变更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而不同时改变所有其他部分。

103. 第三原理。如果一个变化大到足以永久改变一种长期历史趋势，那么它给社会整体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预见的。（除非各种其他社会已经经历过同样变化，而且都承受了同样后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根据经验事实预言，另一个经历同样变化的社会也会承受类似后果。）

104. 第四原理。不能在纸上设计一个新社会。就是说，你不可能预先设计出一个社会形态，然后把它建立起来并且指望它像设计的那样运转。

105. 第三及第四原理源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人类行为的一个变化会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及其物理环境；经济会影响环境，反之亦然；而经济与环境的变化又会对人类行为产生非常复杂、不可预见的影响；等等。这种因果关系网实在太复杂，根本无法理喻。

106. 第五原理。人类不能有意识地、理性地选择他们的社会形态。社会是在超出理性的人类控制的社会进化过程中发展的。

107. 第五原理是其他条原理的一个推论。

108. 让我们举例说明：根据第一原理，一般说来，改革社会的企图要么落入社会本来的发展方向（因而它也仅仅是加快了无论如何都要产生的变化），要么只有转瞬即逝的影响，因而社会很快就又重蹈旧辙。要在一个社会的任何重要方面的发展方向上产生持久影响，改革是不够的，必须革命。（革命并不一定非需要一场武装起义或推翻一个政府不可。）根据第二原理，一场革命不可能只改变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根据第三原理，则肯定会出现革命者没想到或不希望看到的变化。根据第四原理，当革命者或乌托邦主义者建立了一个新社会时，这个社会决不会像所计划的那样运转。

109. 美国革命并未提供什么反例。美国“革命”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革命，它只不过是一场独立战争再加上随后的一场影响相当广泛的政治改革。国父们并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他们根本也没有这种抱负。英国社会――美国社会是其衍生物――在代议制民主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了。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人已在殖民地议会中实践了相当程度的代议制民主。讲到重大改变，当然国父们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一步是迈在英语世界已在行进的道路上的。证据便是英国、以及主要由英国人后代居住的殖民地，最后都实行了本质上类似于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如果国父们当时因胆怯而不敢签署《独立宣言》，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不会有太大不同。也许我们与英国的关系会更紧密些，也许我们会有一个议会和一个首相，而不是一个国会和一个总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同。因此，对于我们的原理，美国革命不是反例，而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10. 在使用这些原理时还是要参照常识。这些原理是用不准确的语言表达的，有一个解释的幅度，也有例外。我们不是把这些原理作为不可变易的规律而是作为大致准确的经验法则提出来的，或是作为思维的导向，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关于未来社会的天真观念。我们应当将这些原理牢记在心，无论何时我们得出了与这些原理相抵触的结论，都应该重新检查自己的思维，只有在有十分充分的理由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坚持与之相抵触的结论。

工业―技术社会不能改革

111. 前述原理有助于说明，要改革工业体系以防止其不断侵蚀我们的自由领域是多么几近无望地困难。至少，回到工业革命去，以获得加强体制的技术，不惜极大地牺牲个人自由和地区自治，是一贯的趋势。因此，任何来保护自由不受技术侵害的设计是与我们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相抵触的。因而这样的变化或者是短暂的――迅速为历史的潮流所淹没――或者，如果强大到足以持久下去，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性质。这可以从第一和第二原理推出。尤其是，由于社会将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变化（第三原理），风险将是巨大的。大到不足以产生有利于自由的持久影响的变化，因为社会将意识到这些变化会严重地破坏体制。所以任何改革企图都将因过于谨小慎微而不起作用。即使大到足以产生持续影响的变化，当其破坏作用变得明显时也会被撤回。因此，只有那些整个体制的激烈、危险而不可预见的变化准备接受的人们，才有可能发动有利于自由的永久变化。换句话说，只有革命者，而不是改革者，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112. 渴望自由却又不愿牺牲所谓的技术所带来的好处的人们，会提出一些天真的调解自由与技术的冲突的新社会蓝图。除了提出那些建议的人们提不出什么建立新社会的实际措施这一事实之外，根据第四原理，即使新的社会形态建立了，它也会或者垮台，或者产生出与期待的极为不同的结果。

113. 所以，即使从极为一般的理由看，调解自由与技术的冲突的改变社会之道也是几乎不可能找到的。在以下几部分中，我们将给出自由与技术进步不相容的特定理由。

工业化社会对自由的限制不可避免

114. 正如我们在65―67、70―73段中解释的那样，现代人陷入了规章制度网，他的命运被那些距离很远，但又不能对其决策施加任何影响的人们的行动所决定。这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傲慢官僚的任意所为的结果，而是技术发达社会的必需，无可避免。体制要运转就不得不严密地管制人们的行为。在工作中，人们必须干命令他们干的事，否则生产就会陷入混乱。官僚政治不得不按照僵硬的规则运行。给予低层官僚实质性的个人自由处置权会扰乱体制并引起不公平的抱怨，因为各个官僚会以不同方式行使自由处置权。对于我们自由的某些限制是可以取消的，但一般说来，由大型组织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管制为工业―技术社会的运转所必需。其结果是一般人的无力感。无论如何，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正式的管制越来越多地为心理工具所代替，这些心理工具使我们自己想做体制要我们做的事。（宣传、教育技巧、“精神健康”计划，等等）

115. 体制不得不强迫人们越来越以远离人类自然行为模式的方式行事。例如，体制需要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没有他们就无法运作。所以，就要对儿童施以沉重的压力，要求他们在这些领域表现出色。然而，要青少年长时间坐在书桌前专心学习是违反自然的。一个正常的青少年会要求把时间花在与真实世界的积极接触上。在原始民族中，孩子们被训练去做的事与人类的自然冲动是合谐自然的。例如，在美洲印第安人中，男孩们被训练去做积极的户外活动――恰恰是男孩们喜欢的。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孩子们被强迫去学习技术性科目，这是大多数孩子都不情愿的。

116. 因为体制施以不断的压力来改变人类的行为，不能或不愿适应社会要求的人逐渐增多；吃社会救济的人、青少年犯罪团伙、邪教信徒、反政府叛逆、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破坏者、退学的人及各种反抗者。

117. 在任何技术发达社会中，个人的命运必须依赖于那些他个人不能施加实质性影响的决策。技术社会无法分解成小型的、自治的社团，因为生产有赖于极大数目的人和机器的协作。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不得不做影响极大数目的人口的决策。当一个决策影响比如一百万人时，每一个被影响的个人平均只有对决策的百万分之一的影响力。实际上，决策往往是由政府公务员或公司主管，抑或技术专家做出的，但即使是公众投票进行决策，一般也会因为投票人数过多而使得任何个人的投票不起什么实质性作用。[22] 因此，大多数个人不可能对于影响他们的生活的重大决策产生什么值得注意的影响。在技术发达社会中，这一点是无可救药的。体制试图通过使用宣传手段来诱使人们要求那些已为他们作好的决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种“解决办法”非常成功地让人民在感觉上好了一点，它也是对人类的一种贬低。

118. 保守派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地方自治”。地方社团曾经有过自治权，但当地方社团变得越来越卷入并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系统如公用事业、现代医疗保健制度等等时，这种自治也就越来越不可能了。应用于一个地区的技术往往影响到距离遥远的其他地区，这一事实说明了技术社会与自治的不相容。例如，在一条小支流使用杀虫剂或化学品可能污染下游几百英里的水供应，而温室效应则影响整个世界。

119. 体制不会满足人类的需求，否则它自己就不能存在下去。相反，体制改变人类的行为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这与伪称引导体制的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无关。这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因为体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体制是由技术必要条件引导的。[23] 当然体制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但一般说来，只有在满足人的需求对体制有好处时，它才这样做。体制的需要才是至高无上的，不是人的需求。例如，体制供给人们粮食，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挨饿体制就不能运转；体制只要方便，也会照顾人们的心理需求，因为如果太多的人感到压抑或变得反叛，体制就不能运转。但是，体制有许多充分、实际的理由要不断地对人民施压，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适应体制的需要。废物积累过多？政府、媒介、教育系统、环境保护主义者，每一个人都拿扑天盖地的废物回收利用宣传淹没我们。需要更多的技术人才？各种声音组成大合唱来劝诱儿童学习科学。没有人停下来问一问：强迫青少年把那么多时间花在学习他们之中大多数十分讨厌的东西上面是否人道。当技术工人因技术进步失去工作而去接受“重新训练”时，没有人问一问：把他们这样推过来拨过去对于他们是否太屈辱。人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需向技术的需要低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置于优先于技术的需要的地位，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失业、短缺，甚至更遭。在我们社会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义为在多大程度上个人能够根据体制的需要行事并且不显示精神压力。

120. 在体制内为目的感和自主权留出空间只是一个笑话。例如，我们的公司把每个工人只组装一套机件的一部分改为每个工人都组装整套机件，说这就是给了他们目的感和成就感。有些公司给其雇员更多在工作中的自主权，但由于实际需要，这只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予雇员有关最终目标的自主权――他们的“自主”努力决不能指向他们自己选定的目标，而只能指向他们的雇主的目标，如公司的生存与成长。任何公司，如果允许它的雇员以其他方式行事，马上就会垮台。同样，在任何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企业中，工人们也必须服从企业的目标，否则，企业就不能实现其作为体制的一个部分的目的。我们再说一遍，由于纯技术的原因，大多数个人或小群体要在工业社会中有很大自主权是不可能的。甚至小企业主一般也只有十分有限的自主权。除了政府管制之外，他还必须嵌入经济体制并满足其要求。例如，当某人发明了某种新技术，小企业经营者要保持竞争能力就必须采取这种技术，无论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

技术的“坏的”部分无法与“好的”部分分开

121. 工业化社会不能进行有利于自由的改革的一个更深一步的原因是，现代技术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其中所有部分都相互依存。你不可能去掉技术的“坏的”部分，只保留“好的”部分。以现代医学为例。医学的进步有赖于化学、物理、生物、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进步。先进的医疗需要昂贵的高科技设备，只有技术先进、经济富裕的社会才能提供。显然，抛除了整个技术体制及其所有伴随物，你不可能在医学领域有任何进步。

122. 即使医学进步可以不依赖技术体系的其他部分，它自己也会带来一些灾祸。例如，假设我们发现了治疗糖尿病的办法。带有糖尿病遗传倾向的人就会生存下来并与他人一样繁殖。淘汰糖尿病基因的自然选择就会中止，并且这类基因就会在人口中扩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因为糖尿病虽然仍旧不可治愈，却可以用胰岛素控制。）其他许多易感染性受到人口的遗传退化影响的疾病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某种优生学计划或对人类施以全面的遗传工程，因此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是自然的创造物，不再是机缘或上帝（依你的宗教或哲学观念而定）的创造物，而是制造出来的产品。

123. 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大政府干涉你的生活过多，那么你就等着政府着手管制你的孩子的遗传构造吧。随着人类遗传工程的到来，这种管制将不可避免，因为没有管制，遗传工程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4]

124. 通常对于这类担忧的反应是谈论所谓的“医学伦理”。但是，伦理规范是无法在医学进步面前保护自由的；它只能使事情更糟。能够应用于遗传工程的伦理规范事实上将成为管制人类遗传构造的手段。一部分人（多半是上层阶级）将决定如此这般的遗传工程是“道德”的，如此这般的是不道德的，因而他们将在实际上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人口的遗传构造。即使伦理规范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择的，多数民族也会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那些对什么才是“道德地”运用遗传工程很可能另有看法的少数民族。真正能够保护自由的伦理规范只能是一个，那就是禁止任何人类遗传工程，而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这恰恰是一件在技术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事。没有任何把遗传工程降低到一个小角色的规范能够坚持下去，因为生物技术的巨大力量所产生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其许多应用的好处是明显的、确定无疑的(消灭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疾患,给予人们在今日世界生存所需的能力)。遗传工程的大规模使用是必然的,当然是以符合工业――技术体系的需要的方式使用。[25]

技术是比自由的渴望更强大的社会力量

125. 在技术与自由之间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妥协，因为技术是远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将通过不断的妥协侵蚀自由。想像两个邻居的案例，开始时两人各有一块同样大小的地，但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强有力。强的那一个要占对方一块地。弱的那一个拒绝了。强的说：“那好吧，让我们妥协。给我原先要的那块地的一半就行。”弱的没办法，只能让步。过了一些时候，那个强的邻居又要另一块地，然后又妥协，一直这样妥协下去。通过一系列强加于弱者的妥协，强者最后占了他所有的地。在技术与自由的冲突中，情况也是一样。

126. 让我们来解释为什么技术是比自由的渴望更强大的社会力量。

127. 一项开头看上去不会威胁自由的发明到头来却会严重地威胁自由。例如，机械化运输。一个步行的人原来可以去任何他喜欢去的地方，按他自己的步调行走，不用遵守任何交通规则，不依靠技术支持系统。机动车刚刚出现时，好像是增加人的自由的。它们没有夺去步行的人的自由，任何人不想要汽车就可以不要，而买汽车的人则可以比步行的人走得快得多。但机械化运输很快就改变了社会，大大地限制了人的移动自由。当汽车多起来了，大规模地管制它们的使用就变为必需了。在汽车里，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人们的移动为车流和各种各样的交通法规所限。人们将为各种各样的义务所累：牌照、驾驶员考试、更换注册、保险、安全维修、每月付购车款。尤其是，人们不再有选择是否使用机械化运输的自由。自从有了机械化运输，我们的城市的布局已有了很大改变：大多数人的居所已不在其工作场所、购物区和娱乐区的步行距离之内，因而他们不得不依赖汽车运输。或者他们必须使用公共交通运输，这时他们对自己的移动的控制更少于自己开车。甚至步行者的自由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在城市里，他要不断地停下来等主要是为汽车交通而设计的红绿灯。在乡下，机械化运输使得沿高速公路行走变得危险而难受。（注意我们在机械化运输的案例中阐述的重要论点：一个技术新项目刚开始往往是以一种备选的面目出现的，作为个人可以接受它，也可以不接受它，但它不一定停留在备选的位置上。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会改变社会，最后人们会发现他们自己被强制去使用它。）

128. 当技术进步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压缩我们的自由空间时，每一项新的技术进步单独考虑都是可取的。电、室内上下水管道、快速远距离通迅……人怎么能反对这些东西？或怎么能反对数不清的技术进步？正是这些技术进步造就了现代社会。例如，反对电话实在是荒唐的，因为电话带来的全是方便而没有任何不便。然而，正如我们在59―76段中解释的那样，所有的技术进步汇总到一起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普通人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他自己或他的邻和人朋友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政客，公司主管及遥远的、不知其名的技术人员和官僚手中，而对这些人他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26] 这一过程将在未来继续下去。以遗传工程为例。很少人会反对消灭某种遗传疾病的遗传技术。它没有任何明显的害处，却能消除大量的痛苦。而大量对于人类的遗传改进汇总到一起则把人变成设计制造的产品而不是机缘（或上帝，或其他什么，这要看你信什么宗教）的创造物。

129. 技术之所以是如此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另一个理由是，在给定社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只朝一个方向前进；它是不可逆的。只要某项技术发明被引进，人们就往往会变得依赖于它，除非它被某种更先进的发明所取代。人们不仅仅作为个人依赖这项新技术，甚至体制作为一个整体都依赖它。（例如，想像一下如果没有了计算机，今天的体制会怎么样）。因此，体制只能朝一个方向移动，朝更技术化的方向移动。技术不断地逼迫自由后退――除非推翻整个技术体系。

130. 技术的进步十分迅速并在多个地方威胁自由（拥挤、规章制度、个人越来越依赖大组织、宣传和其他心理学技术、遗传工程、通过监视设备和计算机侵犯隐私，等等）。阻挡任何一个对自由的威胁都需要一场单独的社会斗争。那些想要保卫自由的人会被无数的新攻击及其发展速度所压倒，他们会变得微不足道并停止抵抗。分别反击这些威胁是无效的。只有把技术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击才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了。

131. 技术人员（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描述所有从事需要训练的专门工作的人）往往对其工作（他们的替代性活动）十分投入，当他们的技术工作与自由发生冲突时，他们几乎总是站在技术工作一边。这一点在科学家是十分明显的，但其他领域也有同样情况：教育工作者、人道主义团体、自然资源保护组织毫不犹豫地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学技术来帮助自己实现其值得称道的目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只要觉得有用，毫无犹豫地收集个人的材料，根本不顾及他们的隐私。司法机关经常感到嫌疑犯和往往是完全清白的人们的宪法权利妨碍了他们，因而尽其所能合法地（有时是非法地）限制或绕过这些权利。这些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之中的大多数相信自由、个人隐私和宪法权利，但当这些东西与他们的工作冲突时，他们往往觉得工作更重要。

132. 众所周知，人们在追求报偿时比在避免惩罚或不良后果时工作得更好、更坚持不懈。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主要是为了报偿而工作。但那些抵抗技术对于自由的侵犯的人们却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因此，只有很少的人坚持不懈地并且很好地从事这项令人泄气的工作。如果改革者能够获得看上去可以设置起防止技术进步对自由的进一步侵蚀的坚固屏障这样的显著胜利，那么其中大多数人会松懈下来并把注意力转向更为惬意的追求。但科学家会仍旧留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忙活，而技术随着自身的进步会找到办法，绕过任何屏障，将越来越多的控制加于个人头上，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体制。

133. 没有任何社会安排，无论是法律、机构、习惯或伦理规范，能够提供永久的保护以防止技术的侵害。历史表明，所有的社会安排都是短暂的；它们最后都会改变或崩坏。但是，技术进步在给定的文明的背景下却是永久的。例如，假设我们能够作出防止遗传工程应用于人类，或是防止其威胁自由与尊严的某种社会安排，技术仍会等在那里。迟早这种社会安排会崩坏。多半是很快就崩坏，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化是如此之快。这时，遗传工程就会开始入侵我们的自由领域，而这种入侵却是不可逆的（除非技术文明本身崩坏）。任何通过社会安排获得持久成果的幻想都会被最近在环境立法中发生的事打破。几年以前，似乎已经有了一些可以防止至少某些最坏的环境退化的牢靠的法律屏障。政治风向一变，这些屏障马上就摇摇欲坠了。

134. 所有前述理由说明，技术是比自由的渴望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但需要对这一陈述作一个重要的限定。在未来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和环境问题，特别是由于人类行为的问题（异化、反叛、敌意，许多社会和心理困难），工业――技术体系很可能会承受严重的紧张。我们希望体系多半要经历的这种紧张会引发其崩溃，或至少起到足够的削弱作用，使得革命能够发生并获得成功，那时，自由的渴望将证明自己比技术更强大。

135. 在 125段中，我们使用了一个被其强邻通过一系列强制性妥协抢走了所有土地，最后剩下一无所有的弱邻的比喻。但是，假设强邻病了，不能保卫自己了，弱邻就可以迫其归还自己土地，或在有机会时将其杀死。同样，在工业体系患病时，我们必须摧毁它。如果我们和它妥协，给它从病中恢复的机会，它将最终剥夺我们所有的自由。

甚至较简单的社会问题也是难以治疗的

136. 如果任何人还幻想可以通过体制改革来保护自由不受技术的侵害,那就请他想想我们的社会在处理远为简单、直截了当的其他社会问题时是多么地笨拙和不成功。仅举几例，体制在制止环境恶化、政治腐败、贩毒或家庭暴力等问题上都失败了。

137. 以我们的环境问题为例。在这里价值的冲突是直截了当的：是要眼前的经济利益还是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些自然资源。[27] 然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掌权者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废话和胡话，没有任何清楚的、一贯的行动路线，而我们则继续在给我们的子孙堆积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的尝试成为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有时这个占上风，有时那个占上风。战线随着公众舆论的飘移不定而变化。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也不会导致问题的及时和成功的解决。大的社会问题，即使能够“解决”，也很少是通过任何理性的、全面的计划。只不过是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在各自追求它们自己的往往是短期的自身利益[28] 的过程中（主要是凭运气）达成了某种多多少少稳定的临时解决办法，这就算是问题得到了解决。实际上，我们在100―106段系统地阐述的原理已经显示，理性的、长期的社会计划是否能成功是十分令人怀疑的。

138. 因此, 很显然, 即使只解决相对直截了当的社会问题,人类的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那么, 人类又怎么能够解决自由与技术关系的调和这样的远为困难和微妙的问题呢? 技术显示的是明确的物质优势; 而自由是一个抽象概念, 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 其丧失很容易为宣传和花哨的谈论所遮蔽。

139. 而且请注意这一重要区别：可以想像某一天我们的环境问题（举个例子）通过一项理性的全面的计划解决了，但只有在解决这些问题符合体制的长期利益时才可能发生[29] 。然而，保留自由和小群体的自主权却不符合体制的利益。正相反，最大程度地控制人类行为才符合体制的利益。因此，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有可能最终迫使体制采取理性的、深谋远虑的手段去解决环境问题，但同样的实际考虑却会迫使体制更严格地管制人类的行为（最好是通过能够掩盖其对于自由的侵蚀的间接手段）。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看法。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们（例如James Q. Wilson）曾经强调过更有效地“社会化”人民的重要性。

革命比改革容易

140. 我们希望我们已经说服了读者：体制无法通过改革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唯一的出路是摒弃整个工业――技术体系。这意味着革命，不一定是武装起义，但肯定是社会性质的激烈而根本的变化。

141. 人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由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比改革大，所以革命也就比改革更难发动。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革命比改革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一场革命运动能够激发出人们极大的献身热情，而一场改革运动却不能。一场革命运动许诺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并创造整个新世界；它提供人民为之甘冒风险、甘作牺牲的理想。由于这些理由，推翻整个技术体系要比对技术的某一部分如遗传工程的应用发展进行有效、持久的限制容易得多。在适当的条件下，许许多多的人会热情地献身于推翻工业――技术体系的革命。正如我们在132段提到的那样，寻求限制技术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者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然而，革命者是为了获得强力的报偿――实现其革命理想――而工作，因此，他们比改革者更努力并更执著。

142. 改革总是为对于变化过大有可能带来的痛苦后果的恐惧所阻遏。而一旦革命的狂热控制了一个社会，人民会为了革命事业而忍受无与伦比的苦难。法国与俄国革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很可能在这些案例中，只有少数人真正献身于革命，但这少数人已足够多、足够积极，足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我们将在180―205段更深入地探讨革命。

控制人类的行为

143. 自文明肇始，有组织的社会便对人们施加压力以保证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这类压力在各个社会中极为不同。某些压力是生理的（缺乏营养、过度劳累、环境污染），某些是心理的（噪音、拥挤、按社会所要求的模式重塑人类行为）。过去，人性基本上是恒定的，有变化也不会超越某种界限。因此，社会也不能将人推过一定界限[30] 。当人的耐受极限被突破时，问题就来了：反叛、犯罪、腐败、逃避工作、抑郁和其他精神问题、死亡率升高、出生率降低，等等；社会或是崩坏，或是不能有效运行（或快或慢，通过征服、内耗或演进）而为其他更为有效的社会形式所取代。

144. 因而在过去，人性对于社会的发展设置了某些界限。人们至多被推到此处而不逾矩。然而今天的情况变化了，因为现代技术正在开发改变人类的方法。

145. 设想一个社会，它使人们处于极度不快的状况，然后给他们药物以解消他们的不快。科学幻想？这在我们的社会里正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众所周知，在最近几十年中，可临床诊断的抑郁症的发病率迅速上升。我们相信那是由于权力过程的中断，如59―76段解释的那样。但即使是我们错了，抑郁症发病率的提高也肯定是由于当代社会的某些条件造成的。现代社会不是去改变那些使人们抑郁的条件，而是给人们抗抑郁药。实际上，抗抑郁药是改变个人的内在状态以使其能够忍受其原先不能忍受的社会条件的一种手段。（是的，我们知道抑郁症时常是纯遗传性的。我们在这里谈的是那些环境起决定作用的病例。）

146. 作用于人类头脑的药物是现代社会正在开发的控制人类行为的方法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其他例子。

147. 让我们从监视技术开始。隐蔽的录像摄影机今天在大多数商店和许多其他地方使用，计算机被用来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个人情况资料。如此获取的信息大大加强了生理强制（即执法）的有效性。[31] 然后是宣传手段，大众传播媒介为此提供了有效的载体。有效的技术被开发来赢得选举、销售产品、影响民意。娱乐产业成为体制的重要的心理学工具，即使是在大量播放性与暴力时，它也多半在为体制服务。娱乐业为现代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逃避手段：当其专注于电视、录像等时，就会忘掉紧张、焦虑、挫折、不满。许多原始民族，当他们没有工作干时，就十分满足地在那里坐上几个小时，什么也不干，因为他们与自己和自己的世界和睦相处。而大多数现代人必须不停地忙碌或不停地娱乐，不然就会“厌倦”；即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烦躁易怒。

148. 其他技术的影响比前述更深远。教育不再是孩子不会功课时打打他的屁股、会了就拍拍他的头这样简单的事了。它成了一门控制儿童发展的科学技术。例如，西尔瓦学习中心（Sylvan Learning Centers）在激励儿童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心理学技术在许多常规学校中的应用也多多少少取得了成功。教给家长们的“如何做家长”的技术是为了使儿童接受体制的基本价值观并按照体制的要求行事而设计的。“精神健康”计划、“参与教学”技术、心理治疗等等表面上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设计的，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是诱导个人按照体制的要求去想去做的一种方法。（这里确实也没有什么矛盾；如果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与体制发生了冲突，那么他就是在与一个极为强大的力量作对，他既无法战胜也无法躲避，因此他就会因紧张、挫折、失败而痛苦。如果他按照体制的要求去想去做，他的路就会容易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体制对个人进行洗脑，使他顺从，确实是为了他好。）以粗暴和明显的方式虐待儿童是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文化所不赞同的。为了一点小事或无事便折磨一个儿童，这使几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厌恶。但是许多心理学家把虐待的概念无限扩大。打屁股，作为教育孩子遵守纪律的理性并合谐的体系的一部分，是否算虐待？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要由打屁股是否能使一个人良好地适应社会的现存体制而定。实际上，“虐待”这个词的解释几乎包括了所有会产生对于体制不方便的行为的抚育儿童方法。因此，当防止“虐待儿童”的计划超出了防止明显的、无意义的残酷行为时，其目的就已经在于加强体制对于人类行为的控制了。

149. 可以推测，研究将继续增强心理学技术用于控制人类行为的有效性。但是，我们认为，仅凭心理学技术就使人类适应技术正在创造的这种社会是不可能的。生物学方法多半也会被用上。这方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药物的使用。神经病学也许可以提供改造人类头脑的其他途径。人类遗传工程已经在以“基因疗法”的形式出现，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方法最终不会也被用来改造身体上能够影响思维功能的那些部分。

150. 正如我们在134段提到的那样，工业化社会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严重紧张的时期，部分是由于人类行为的问题，部分是由于经济及环境问题。而体制的经济及环境问题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人类行为的方式引起的。异化、缺乏自尊、抑郁、敌意、反叛；不学习的儿童、青少年犯罪团伙、非法使用毒品、强奸、虐待儿童、其他罪行、性生活不安全、少女怀孕、人口增长、政治腐败、种族仇恨、民族对立、意识形态的激烈对立（即支持选择对支持生存）、政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破坏、反政府集团、仇恨集团。所有这些都直接威胁着体制的生存。体制将被迫使用所有可行的手段控制人类行为。

151. 我们今日所见之社会混乱决不仅仅是偶然的。它只能是体制强加于人们的生存条件的一个结果。(我们曾经论证过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过程中断。)如果体制能够成功地对人类行为施加足够的控制以保障其自身的生存，那么，人类历史将跨越一条分水岭。过去，人类耐受力的界限曾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界限（如我们在143、144段中解释的那样），工业――技术社会将能够通过改变人类――无论是心理学方法还是用生物学方法，或两者都用――来逾越这些界限。未来的社会体制将不再作调整以适应人类的需要，而是人类作调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32]

152. 一般来说，对于人类行为的技术控制多半并非出于极权主义意图，甚至并非出于有意识的限制人类自由的愿望。[33] 控制人类思想的每一步都是作为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合理反应而迈出的，例如防治酗酒、降低犯罪率或诱导年轻人学习科学技术。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找到正当的人道主义理由。例如，当一个精神病专家给一个抑郁症患者开抗抑郁药物时，他显然是在帮助那个人。不给一个需要药的人吃药是不人道的。家长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西尔瓦学习中心去接受改造以热爱学习的动机自然也是关心自己孩子的幸福。也许其中有些家长并不喜欢不经特殊训练就找不到工作这种现状，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迫经过洗脑后变成计算机虫。但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不能改变社会，他们的孩子如果不掌握某些技术就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把孩子送去西尔瓦。

153. 因此，对于人类行为的控制并非出自当局的蓄意的决策，而是出自社会进化（快速进化）过程。这一过程将是难以抗拒的，因为单独考虑其向前迈出的每一步，则似乎每一步都是有利的，或者至少迈出这一步所产生的祸害似乎不是祸害，或者至少迈出这一步所产生的祸害比不迈这一步所产生的祸害要小（参见127段）。例如，宣传被用于许多良好的目的，如减少虐待儿童或种族仇恨。[*] 性教育显然是有用的，然而性教育（如果有效的话）的作用是把对于性观念的引导权从家庭夺走，交到了以公立学校体系为代表的国家的手中。

154. 假设发现了某种表明一个孩子长大后成为罪犯的概率增大的生物学特征，并假设某种基因疗法可以去除这种特征。[34] 当然许多家长都会把他们有这种特征的孩子送去接受治疗。不这么做是不人道的，因为如果孩子长大后成为罪犯，他的一生多半是悲惨的。但许多或大多数原始社会的犯罪率都比我们的社会低，虽然它们既没有高科技的抚育儿童方法，也没有严厉的惩罚制度。没有理由认为现代人比原始人天生就更为掠夺成性，我们社会的高犯罪率必然是现代生活条件强加于人的压力造成的，对于这些压力许多人不能或不愿适应。因此，去除潜在犯罪倾向的疗法至少部分地是一种重新设计制造人类以使他们满足体制的要求的方法。

155. 我们的社会往往把任何于体制不相宜的思想或行为模式都看作是“病态”的，这看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因为如果一个人不适应体制，其后果不仅仅是给体制带来麻烦，其个人也会遭受痛苦。因此，揉搓一个人使其适应体制被看作是“治病”，因而是好事。

156. 在 127

段我们曾指出，即使某一项新技术的使用一开始是可选择的，它也不一定一直是可选择的，因为新技术将改变社会，以致于个人离开了该项技术就很难或无法生存。这同样适用于人类行为技术。在一个大多数儿童都接受使他们热爱学习的训练计划的世界上，家长几乎是被迫送他的孩子接受这种训练计划的，如果他不送，他的孩子长大后和其他人相比，就会是笨蛋，并因此而失业。或假设发明了一种生物学疗法，它可以大大减少困扰我们社会中许多人的紧张症，并且没有什么副作用。如果许多人都接受这种治疗，社会的总的紧张水平就会降低，而体制也就可以增强制造紧张的压力。事实上，类似现象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这就是大众娱乐（参看

147

段），我们社会使人们能够减少（或至少暂时逃避）紧张的最重要的心理学工具之一。大众娱乐的使用是“可选择”的：没有任何法律要求我们一定要看电视、听收音机，读杂志。然而，大众娱乐已经成为我们之中大多数人都依赖的逃避或减少紧张的手段。每一个人都抱怨电视节目尽是垃圾，但几乎每一个人都看电视。有些人可能不看电视，但今天已很少有人拒绝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然而，直至相当近的人类历史，大多数人仅仅享用本地社区自己的娱乐便过得很好。)如果没有娱乐产业，体制多半不能像现在这样若无其事地把这么大的制造紧张的压力强加在我们头上。

157. 假如工业化社会能够存在下去，技术很可能最终将找到完全控制人类行为的某种方法。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很大的生物学基础，这一点已是不容质疑的了。实验人员告诉我们：通过用电刺激大脑的适当部位，可以打开或关闭诸如饥饿、愉快、愤怒和恐惧等感觉。可以通过破坏大脑的某些部位来消除记忆，也可以通过电刺激来使记忆浮现。可以用药诱发幻觉也可以用药改变情绪。非物质性的人类灵魂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即使有，它也显然不如人类行为的生物学机制那么强大。否则，研究人员不可能如此容易地使用药物和电流来操纵人类的感情和行为。

158. 将所有人的脑袋都插上电极以便当局的控制大概是不切实际的。但人类的思想和感觉如此易受生物学介入这一事实说明控制人类行为的问题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神经元、激素和复杂分子的问题；一个可以用科学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在解决技术问题方面有着非凡的记录，因此，它在控制人类行为方面将取得巨大进步实在是十拿九稳的事。

159. 公众抵抗能够防止对人类行为进行技术控制吗？如果谁要想一下子就进行全面的控制，那么公众的抵抗是会奏效的。但是，因为技术控制将是通过一长串连续的微小进步引入的，所以就不会有理性的和有效的公众抵抗（参见127，132，153段）。

160. 对于那些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科学幻想小说的人们，我们想提出昨天的科学幻想小说在今天已成为现实。工业革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完全可以预期，随着技术不断地应用于人类的身体和思维，人类自身将发生的变化不会小于其环境和生活方式已经产生的变化。

人类处于十字路口

161. 但是，我们的故事是超前了一点。在实验室里开发一系列操纵人类行为的心理学或生物学技术是一回事，将这些技术整合进一个运转的社会体系则是另一回事。后一个问题是更困难的。例如，教育心理学技术在其被开发的“实验学校”中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但要在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中有效地运用就不见得那么容易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许多学校是什么样的。老师们正忙于收缴孩子们的刀枪，根本没有时间运用最新技术把他们造就成计算机虫。因此，虽然有这些有关人类行为的技术进步，体制迄今在控制人类方面尚未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其行为受到体制很好控制的人是那些可以被称为“布尔乔亚”的类型。但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是体制的叛逆：社会福利的寄生虫、青年犯罪团伙、邪教崇拜者、穷凶极恶者、法西斯分子、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准军事集团等。

162. 体制目前正在为克服某些威胁到其生存的问题进行着拼死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人类行为问题。如果体制能够及时地掌握充分控制人类行为的能力，它就多半能够生存下去。否则它就会崩溃。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多半会在今后几十年，大约40至100年间，见分晓。

163. 假设体制能够度过今后几十年的危机。到那时，它必须已经解决或至少控制住它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社会化”人类的问题；即使人们足够驯顺，他们的行为不再威胁到体制。实现了这一点，技术的发展就不再会有任何障碍，它将会走向它的逻辑终点，这个逻辑终点就是完全控制地球上的所有东西，包括人类和所有其它重要的有机体。体制将成为铁板一块的整体组织；或者成为多多少少分块的，由若干个既合作又竞争的共存组织组成，就像今天的政府、公司和其他大组织既合作又竞争一样。人类自由将基本上不复存在，因为个人和小群体无法对抗用超级技术及可以操纵、改造人类的先进心理学和生物学工具武装起来的大组织，当然还有监视仪器和物理强制。只有极少数人握有真正的权力，但甚至他们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他们的行为也是受到管制的；就像今天的政客和公司主管，他们要保住自己的职权就必须限制自己的行为不逾越某些十分狭隘的界限。

164. 今后几十年的危机如果能过去，那时体制就不再需要为生存而增加控制了，但不要想像体制会因此而停止进一步发展控制人和自然的技术。正相反，一旦艰难时世过去了，体制将更迅速地增加对于人和自然的控制，因为它将不再为今日所面临的困难所掣肘。生存并非扩展控制的主要动机。我们在87―90段已经阐述过，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把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作为替代性活动来做的；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去解决技术问题的。他们是乐此不疲的，而留待他们解决的最令人感兴趣、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探究人类身体和思想的秘密并干预它们的发展。当然，这是“为了人类”。

165. 但另一方面，假设今后几十年的紧张超出了体制的承受能力。如果体制崩溃，可能会有一个混乱时期，“动乱年代”，就像在过去各个时代历史所记载的那样。不可能预见动乱年代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无论如何人类会被赋予一个新机会。最大的危险是工业化社会很可能在崩溃后不几年就开始重组其自身。肯定会有许多人（特别是权力饥渴型的）急于重新开动工厂。

166. 工业体系将人类贬低到了被奴役的状态，憎恨这种被奴役状态的人们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必须增强体制内的社会紧张，以加快其崩溃或把它弱化到使反对它的革命成为可能。第二，当体制充分弱化时，我们必须发展并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当工业社会崩溃时，这种意识形态将有助于保证其残余被粉碎到无法修复的地步，这样，体制就无法重组。工厂将被捣毁，技术书籍将被烧掉，等等。

人类的痛苦

167. 工业体系的崩溃不会纯粹是革命行动的结果。它不会那么难以抵御革命的攻击，除非它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导致极为严重的困难。因此，如果体系崩溃，那么它或是自发崩溃，或是部分自发、部分由革命者促发崩溃。如果崩溃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人都会死去，因为世界人口已如此过分膨胀，离开了先进技术就无法养活自己。甚至即使崩溃足够缓慢，人口的减少可以主要通过出生率的降低而不是死亡率的提高而实现，非工业化的过程也多半是极度混乱和极度痛苦的。幻想通过平稳控制的有秩序的方式逐步废除技术是天真的，特别是技术爱好者们会负隅顽抗。那么，是否致力于体制的崩溃因此就是一件残酷的事？也许是，也许不是。首先，除非体制本来就已陷入深重的困难，无论如何都很可能最终自我崩溃，单靠革命者是不可能令其崩溃的；而且体制成长得越大，其崩溃的后果就越具灾难性；因而很可能革命者对其崩溃的促进起到的是减少其灾难程度的作用。

168. 其次，我们必须权衡斗争与死亡和丧失自由与尊严的得失。对于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自由与尊严比长寿和避免肉体痛苦更重要。再者，我们早晚会死，死于为生存或为某一事业而战，强于活得空虚而无目的。

169. 第三，体制生存下去所带来的痛苦并不一定就比体制崩溃少。体制已经招致、并且正在招致全世界范围的巨大痛苦。曾使人类千百年与他人和环境和睦相处的古代文化因与工业社会接触而被摧毁，其结果就是全方位的经济、环境、社会和心理问题。工业社会的侵扰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传统的人口控制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因而产生了人口爆炸及其所有连带后果。接着就是心理疾病席卷了所有据称是幸运的西方社会（参见44、45段）。没有人知道臭氧层耗尽、温室效应及其他现在还不能预测的环境问题最终会带给这个世界什么后果。而且，就像核扩散已经显示的那样，我们无法防止新技术落入独裁者和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手中。愿意猜猜伊拉克或北朝鲜将用遗传工程来干什么吗？

170. “嗨!” 技术爱好者们说, “科学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我们将征服饥荒、消灭心理病痛, 让每一个人都健康而快乐!” 是的,是的。他们 200年前就是这么说的。人们曾指望工业社会能够消灭贫穷，使每一个人都快乐，等等。实际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技术爱好者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简直是无可救药地天真（或自欺欺人）。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故意视而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当巨大的变化，即使是看上去有利的变化，被引入一个社会时，会引发一长串其他变化，这些变化之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预见的（103段）。其结果是社会的混乱。因此，很可能在试图消灭贫穷和疾病，设计制造驯顺、快乐的人格等等时，技术爱好者们会创造出比现在还糟糕的社会体系。例如，科学家们吹嘘说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经遗传工程改造的粮食植物以消灭饥荒。然而，这将会允许人口无限膨胀下去，而众所周知，拥挤会导致紧张和攻击性的增强。这仅仅是一个它会导致的可预见的问题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强调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新问题的速度远比它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要快。因此，技术爱好者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试行错误时期才能够排除掉他们的美丽新世界的故障（假设他们最终能做到）。在这同时所产生的痛苦将是巨大的。因此，体制生存下去所带来的痛苦不见得就比体制崩溃少。技术已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无法轻易逃脱的死胡同。

未来

171. 然而，假设工业社会经过未来几十年确实幸存下来并最终排除了故障，因而平稳运转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我们将考虑几种可能性。

172. 首先，让我们假定计算机科学家成功地开发出智能机器，这些机器无论做什么事都比人类强。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所有工作都会由巨大的、高度组织化的机器系统去做，而不再需要任何人类的努力。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一种是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己做出所有的决策，另一种是人类保留对于机器的控制。

173. 如果机器被允许自己做出所有的决策，我们是无法对其结果进行猜测的，因为不可能猜测这样的机器的行为。我们只想指出，人类的命运那时就全凭机器发落了。人们也许会反驳，人类决不会愚蠢到把全部权力都交给机器。但我们既不是说人类会有意将权力交给机器，也不是说机器会存心夺权。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人类可能会轻易地让自己滑落到一个完全依赖机器的位置，滑落到不能做出任何实际选择，只能接受机器的所有决策的地步。随着社会及其面临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人们会让机器替他们做更多的决策，仅仅是因为机器做出的决策会比人的决策带来更好的结果。最后，二个阶段将会来临，在这个阶段，维持体制运行所必需的决策已变得如此之复杂，以至于人类已无能力明智地进行决策。在这一阶段，机器实质上已处于控制地位。人们已不能把机器关上，因为他们已如此地依赖于机器，关上它们就等于是自杀。

174. 另一方面，也可能人类还能保持对机器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也许可以控制他自己的私人机器，如他自己的汽车或私人计算机，但对于大型机器系统的控制权将落入一小群精英之手――就像今天一样，但有两点是不同的。由于技术的改进，精英对于大众的控制能力将更大；而且因为人的工作不再是必需的，大众就成为多余，成为体制的无用的负担。如果精英集团失去了怜悯心，他们完全可以决定灭绝人类大众。如果他们有些人情味，他们也可以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学或生物学技术降低出生率，直至人类大众自行消亡，让这个世界由精英们独占。或者，如果精英集团是由软心肠的自由派人士组成的，他们也可以扮演其余人类的好牧人的角色。他们将注意保证每一个人的生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每一个孩子都在心理十分卫生的条件下被抚养成人，每一个人都有一项有益于健康的癖好来打发日子，每一个可能会变得不满的人都接受“治疗”以治愈其“疾病”。当然，生活是如此之无目的，以致于人们都不得不经过生物学的或心理学的重新设计改造，以去除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或使他们的权力欲“升华”为无害的癖好。这些经过设计改造的人们也许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得很愉快，但他们决不会自由。他们将被贬低到家畜的地位。

175. 然而，现在假设计算机科学家们没有能够在开发人工智能方面取得成功，因此人的工作还是必要的。即使如此，机器也将承担越来越多的简单工作，而低能力的人工将越来越过剩。（我们看到这已经发生了。许多人很难或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由于智力或心理原因而不能达到要在今天的体制内有用场就必须达到的训练水平。）对于那些找到工作的人，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需要越来越多的训练，越来越强的能力，不得不越来越可靠、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驯顺，因为他们将越来越像一个巨型有机体的细胞。他们的任务将越来越专门化，因而他们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将越来越脱离真实世界，仅集中于现实的一块小碎片上。体制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无论是心理学的还是生物学的，来设计制造人类，使之驯顺，使之具有体制要求的能力和使之将权力欲“升华”为某些专门化的任务。但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人民将不得不驯顺这一陈述是有条件的。如果可以找到某种方法，能将竞争性导向服务于体制需求的轨道，那么社会也许会发现竞争性是有用的。我们可以想像这样一个未来社会，生活于其间的人没完没了地为了声望和权力而竞争。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爬上独占真正的权力的顶点（参见163段末尾）。这是一个极其令人厌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就必须把大量的其他人从前进道路上推开并剥夺他们的获得权力的机会。

176. 我们可以想像某种把若干个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的场景。例如，机器可能接管大部分具有真正的重要性的工作，但人类则仍旧被允许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工作上面忙活。例如，有人建议，大大地发展服务业可以给人类提供工作机会。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时间花在互相擦皮鞋上面，花在互相用出租车带着转悠上面，花在互相为对方做手工艺品上面，花在互相给对方端盘子上面，等等。人类如果最终是以这样的方式结局，那对于我们来说也实在是太可怜了，而且我们怀疑有多少人会觉得这样的无意义的忙碌是一种充实的生活。他们会去寻找其他的危险的渲泄途径（毒品、犯罪、“邪教”、仇恨群体等），除非他们经过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设计改造后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

177. 不用说，上述场景尚未穷尽所有可能性。它们只是表明了我们看来似乎最可能的结局。然而，我们无法想像比这更好而又似乎可能的场景。极大可能的情况是，如果工业――技术体系能够度过未来40至100年而幸存下来，那时它将会发展到具有某些一般特征：个人（至少是那些“布尔乔亚”类型的人，他们被整合进体制并维持其运转，因而也握有全部权力）空前地依赖大型组织，空前地“社会化”；他们的身心品质在相当程度上（很可能是极大程度上）是对他们进行设计改造的结果，而不是机缘（或上帝的意志，或其他什么）的结果；野生自然所能留下的只是为了科学研究而保留的一些残余，这些残余将由科学家监视与管理（因而也谈不上真正野生了）。从长远看（比如几个世纪以后），无论是人类，还是任何其他重要的有机体，都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存在下去，因为只要你一开始通过遗传工程改造有机体，就不会有什么理由在某一个特定点上停下来，因此改造多半会继续下去，直至人类和其他有机体彻底改观。

178. 无论还有另外什么情况，有一点是肯定的，技术给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这个环境与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而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适应了的所有各类环境都极为不同。如果人类不能通过人为的重新设计改造而适应这一新环境，那么就得通过自然选择的痛苦过程去适应它。前者的可能性要比后者大得多。

179. 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腐朽的体制整个扔进垃圾堆，并勇敢地承受其后果。

战略

180. 技术爱好者们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拉到一辆极为危险的战车上向未知世界开去。许多人已经开始懂得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但仍采取消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FC）认为这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认为可以制止它，而且在这里我们将提出一些如何着手制止它的办法。

181. 正如我们在166段宣称的那样，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在工业社会中促进社会紧张与不稳定，以及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体系的意识形态。当体制变得足够紧张和不稳定时，一场反对技术的革命就成为可能的了。这一模式将十分类似于法国和俄国革命。在它们各自的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法国和俄国社会都显示了越来越多的紧张与脆弱的迹象。同时，提供一个与旧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景象的意识形态发展了起来。以俄国的情况为例，革命者积极从事于破坏旧秩序的工作。然后，当旧体制面临着足够的额外紧张时（法国是财政危机，俄国是军事失败），它就被革命一扫而光了。我们设想的就是这样的道路。

182. 有人会反对说，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是失败的。但大多数革命都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摧毁一个旧社会，另一个目标是建立革命者想像的新社会。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他们所梦想的新社会（这是十分幸运的事！），但他们非常成功地摧毁了既存社会。

183. 然而，一种意识形态，如想争取到热情支持，除了负面理想外必须还有正面理想，除了破之外，还得立。我们的正面理想是自然，即野生的自然，地球按照其本来面目运行，地球上的生灵不依赖于人的管理，摆脱人类的干涉和控制。我们的野生自然也包括人类自然，这就是个人不受有组织的社会管制，自主运行，成为机缘，或自由意志，或上帝（根据你的宗教或哲学观念）的产物。

184. 自然在几个方面都是完美的与技术抗衡的理想。自然（它是在体制的权力之外的）是技术（它谋求无限地扩张体制的权力）的对立面。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然是美的；它确实对公众有着巨大的感召力。激进的环境主义者们已经持有颂扬自然、反对技术的意识形态。[35] 根本不需要为了自然而建立某种空想的乌托邦或任何社会新秩序。自然能够自己照料自己：它是自发的创造物，在有任何人类社会之前很久就存在了，而且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存了无数世纪却没有对它造成大的损害。只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的影响才真正变得具有破坏性。缓解对自然的压力是不用着创建一个新社会体系的，只要摆脱工业化社会就足够了。当然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工业化社会已经对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医治创伤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另外，甚至前工业社会也能对自然造成相当的破坏。尽管如此，摆脱工业社会也能大有建树。它会缓解对自然的最严酷的压力，使创伤能开始愈合。它将剥夺有组织的社会对自然（包括人类自然）的控制能力。工业体系死亡之后，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社会，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人民将更贴近自然，因为没有了先进技术，这成了人们唯一能采取的生活方式。为了吃饱，他们必须是农民、牧民、渔民或猎人，等等。而且，一般说来，地方自治会增加，因为没有了先进技术和快速通迅，政府或其他大型组织控制地方社区的能力将十分有限。

185. 至于把工业社会消灭掉会随之引发的负效应――怎么说呢，你不可能一边吃掉蛋糕一边还想在手上把着它不放――有得必有失。

186. 大多数人不喜欢心理冲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避免对困难的社会问题做任何严肃的思考，他们喜欢看到这些问题以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方式摆在他们面前：这完全是好的而那完全是坏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因而必须在两个层次上展开。

187. 在高层次上，意识形态必须针对高智力的、有思想和理性的人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在理性的和经过缜密考虑的基础上反对工业体系的人们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完全了解问题及其两面性，了解摆脱工业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吸引这种类型的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有能力并能起到影响他人的作用。对于这些人要尽量在理性的层次上做工作。不应故意歪曲事实，也不应使用过激的语言。这并不是说不能诉诸情感，而是说在这样做时必须注意避免歪曲真相、或做其他会毁掉意识形态在理智方面的体面的事。

188. 在第二个层次上，应当以简化的形式宣传我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方式将能够使不作思考的大多数人以没有歧义的方式看到技术与自然的冲突。但即使在这个层次上，也不应以廉价过激或非理性的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因为这会疏远那些有思想和理性的人。廉价、过激的宣传有时会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短期效果，但从长远看，保持少数出于理智而献身的人们的忠诚，比激发一群没有头脑、变幻无常的乌合之众的热情更有价值，后者只要有个什么人搞出点更好的宣传花招马上就会改变态度。然而，当体制已濒临崩溃，当决定哪个意识形态将在旧的世界观破产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最后的斗争来临时，纠台乌合之众的宣传也可能是必要的。

189. 在最后的斗争之前，革命者不应指望多数人站在他们一边。历史是由积极的、坚定的少数人创造的，不是由多数人决定的，多数人对他们真正的需要很少能有一个清晰、一贯的想法。直到朝向革命的最后一推来临[36] ，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主要不是赢得多数人的泛泛支持，而是建立一个由献身的人们组成的小小核心。至于多数人，只要让他们知道新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并时时提醒他们就够了；当然，如果能掌握好分寸，既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又不伤害到认真投身的核心层，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190. 任何社会冲突都有助于使体制不稳定，但我们必须对于我们鼓励什么样的冲突小心谨慎。冲突线必须划在大众与工业社会的权力精英（政客、科学家、公司上层管理人员、政府官员，等等）之间。冲突线不应划在革命者与大众之间。例如，对于革命者来说，去谴责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很坏的战略。相反，一般美国人应当被描绘成广告和营销业的受害者，是广告和营销业欺骗他去买那大堆他并不需要的破烂，而相对于他所付出的自由的代价来说，这是极其可怜的报偿。两种方式都符合事实。不同之处只是态度：你是归咎于广告业操纵大众还是归咎于大众允许自己被操纵。作为战略，我们一般要避免责备大众。

191. 在鼓励任何除了权力精英（他们支配技术）与一般大众（他们为技术所支配）之间的其他社会冲突时，必须三思而后行。首先，其他冲突会转移斗争大方向（权力精英与普通人民之间的斗争，技术与自然之间的斗争才是大方向）；其次，其他冲突可能实际上促进了技术化，因为在这种冲突中，双方都想利用技术的力量压倒对手。这在国家的敌对之中可以清楚看到，在国内的民族冲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在美国，计多黑人领导人急切希望通过让黑人挤入技术权力精英层来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权利。他们希望有很多的黑人政府官员、黑人科学家、黑人公司主管，等等。照这种方式干，他们是在帮助技术体系同化吸收非洲裔美国人的亚文化。一般地说，我们应该只支持那些符合权力精英对普通人民、技术对自然这一框架的冲突。

192. 但是，阻止民族冲突的方法不是去激进地主张少数民族的权利（参见21，29段）。相反，革命者应该强调指出，虽然少数民族确实或多或少地处于不利地位，但这种不利地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真正敌人是工业――技术体系，而在反对这一体系的斗争中，民族的区别并不重要。

193. 我们想像的这种革命并不一定非要牵涉一场反对任何政府的武装起义。它可能牵涉也可能不牵涉到暴力，但它将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它的焦点是技术和经济，不是政治。[37]

194. 很可能革命者甚至应当回避承担政治权力，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直到工业体系被压迫到了危险点并在大多数人民眼中证实了自己的失败。例如，设想某个“绿”党在选举中赢得了对于美国国会的控制。为了避免背叛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将其打折扣，他们就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将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缩减。在一般人看来，其结果会是灾难性的：会有大量的人失业，商品短缺，等等。即使能够通过超人般高超的管理而避免更为恶劣的影响，人们还是要放弃他们已经上了瘾的奢侈品。不满会增长，“绿”党会在选举中失败，而革命者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挫折。由于这个原因，革命者不应试图去获取政治权力，直至体制陷入严重的困境，直至人们把任何困难都看作是工业体系自身的失败而不是革命者的政策的结果。反对技术的革命多半是一场由外人发动的革命，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195. 这场革命必须是国际的、世界范围的，不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进行。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人提出，例如美国，应减慢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的速度，人们会歇斯底里并开始大叫大嚷如果我们在技术上落到日本后面，日本就会超过我们。神圣的机器人！要是日本卖汽车总是比我们多，这地球就会飞出轨道！（民族主义是技术的伟大促进者。）更为理性的反对意见是，如果相对民主的国家在技术上落在了邪恶的、独裁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和北朝鲜后面，那么，那些独裁者最终将有可能主宰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国家对工业体系发动总攻击。确实，我们无法确保几乎同时摧毁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体系，甚至可以想像推翻体制的企图反而会导致独裁者主宰体制。但我们必须冒这个险。这个险也值得冒：比工业体系与非工业体系之间的差别来，“民主”的工业体系与独裁的工业体系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38] 甚至可以认为，独裁的工业体系更好，因为独裁的工业体系往往是没有效率的，因而也更容易崩溃，看看古巴。

196. 革命者也可以考虑支持促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措施。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关贸从短期看对环境有害，但从长期看也许是有利的，因为它们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相互的经济依赖。如果世界经济一体化到了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经济崩溃会导致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崩溃的程度，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摧毁工业体系就变得容易了。

197. 有些人认为现代人的权力过大，对自然控制过多，他们主张人类应采取更为消极一些的态度。往好里说，这些人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因为他们没有区分大组织的权力与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力。主张无力与消极是错误的，因为人们需要权力。现代人作为一个集合的实体―即工业体系―具有在自然之上的巨大权力，而我们（FC）将此看作邪恶。但是，现代的个人以及个人的小群体的权力比原始人小得多。一般说来，“现代人”在自然之上的巨大权力不是由个人或小群体行使的，它是由大组织行使的。即使一般的现代个人能够使用技术的力量，也是受到极大的限制并且是在体制的监视和控制之下。（你干什么都得要许可证，而有证就有规章制度。）个人只能拥有体制选择给他的技术的力量。他个人在自然之上的权力是很小的。

198. 原始的个人和小群体实际上在自然之上有着相当的权力；或更为准确地说是有在自然之内的权力。当原始人需要食物时，他知道如何去寻找和调理可食用的根，知道如何跟踪猎物和用自制的武器猎获它。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受热、冷、雨、野兽等的侵害。但是原始人相对来说很少破坏自然，因为原始社会的集体的权力与工业化社会的集体的权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99. 我们不应主张无力或消极，我们应主张打破工业体系的权力，而这将大大增加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力和自由。

200. 在工业体系被彻底破坏之前，摧毁这一体系是革命者唯一的目标。其他目标将会分散注意力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如果革命者允许自己除了摧毁技术之外还有其他目标，他们会受不住诱惑而把技术用作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如果他们不能抵御这种诱惑，就会正中下怀地落入技术的陷阱，因为现代技术是统一的、紧密地组织起来的系统，所以，要保留某些技术，就必须保留绝大部分技术，因而最后也就只能象征性地牺牲掉一点技术。

201. 例如，假设革命者将“社会正义”作为一个目标。人性就是人性，社会正义不会自发实现，社会正义必须强制执行。为了强制执行社会正义，革命者就不得不保留中央组织和控制。为此，他们又会需要快速的长距离运输和通讯，因而也需要所有支持运输和通讯系统的技术。为了让穷人吃饱穿暖，他就不得不使用农业和制造业技术。等等。因此，保障社会正义的企图会迫使他们保留技术的绝大部分。我们并不反对社会正义，我们只是认为不应允许它干扰我们推翻技术体系的努力。

202. 革命者要攻击体制就必须使用某些技术，否则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他们至少必须使用传媒来传播他们的思想。但他们应当只将现代技术用于一个目的，这就是攻击技术体系。

203. 想像酒鬼坐在一桶酒前面。假设他开始对自己说：“喝酒只要不过量就没有坏处。嘿，他们说稍喝一点甚至有好处。如果我只喝一小口，这决不会有什么害处……”你当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人类和技术在一起恰恰就像酒鬼和一桶酒在一起。

204. 革命者应尽量多生孩子。有相当切实可信的科学证据表明，对于社会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我们并不是说某种社会观点是一个人的遗传构造的直接结果，但在我们的社会的背景下。似乎是人格特性决定了一个人更可能持有这种或那种社会观点。对于这些发现的反对意见很多，但这些反对意见往往站不住脚，而且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不管怎样，没有人能够否认，一般说来孩子持有的社会观点与其父母类似。从我们的观点看，究竟观点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幼时训练传承的，关系并不大。反正它们是传承的。

205. 问题在于许多赞同反叛工业体系的人们也十分担忧人口问题，因此他们往往只要很少或不要孩子。这样，他们就把世界拱手让给了那些支持或至少是接受工业体系的人们。为了确保下一代革命者的力量，这一代革命者必须大量繁殖后代。他们这样做也许会稍稍加重人口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推翻工业体系，因为一旦工业体系没有了，世界人口必然会减少（参见167段）；而如果工业体系幸存下来，它就会继续发展粮食生产技术，使世界人口几乎是无限地增长下去。

206. 关于革命的战略，我们绝对坚持的一点就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是消灭现代技术，任何其他目标都不允许与这个目标竞争。至于其他，革命者可以依据经验决定采取什么方法。如果经验表明，某些我们在前面段落推荐的方法效果不佳，那么这些方法就应被弃置一旁。

两种技术

207. 有一个反对我们所设想的革命的理由是它必定会失败，因为（据称）贯穿整个历史，技术都是进步的，从未退步过，因此技术退步是不可能的。但这并非事实。

208. 应该区别两种技术，一种我们称为小规模技术，另一种我们称为组织依赖型技术。小规模技术是小社团无需外援就能运用的技术。组织依赖型技术是必须依赖大规模社会组织的技术。我们知道，就小规模技术而言，确实不存在明显退步的事例。但是，组织依赖型技术当其所依赖的社会组织崩溃时确实退步。例子：当罗马帝国崩溃时，罗马的小规模技术幸存了下来，因为任何一个心灵手巧的乡村手艺人都能制造诸如水车之类的东西，任何一个技术熟练的铁臣都能用罗马的方法炼钢，等等。但罗马的组织依赖型技术确实退步了。他们的高架引水渠年久失修且再未重修过。他们的筑路技术失传了。罗马的城市公共卫生系统被遗忘了，以至于直至相当近代，欧洲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才达到了古代罗马的水平。

209. 技术之所以看上去总在不断进步是因为直至工业革命前一两个世纪，大部分技术是小规模技术。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的大部分技术却是组织依赖型技术。以电冰箱为例。离开了工厂制造的零件和后工业时代机器车间的设备，单靠几个本地手艺人是绝对不可能造出电冰箱的。即使奇迹发生，他们真造出一个来，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这个电冰箱对他们也没什么用。于是他们就得在河上筑坝，并造一个发电机。发电机需要大量的铜线。能够想像不用现代机械造出这些铜线吗？而且他们到哪去找冷却用气体？建个冰窖要容易得多，也可以用干燥或腌渍的方法来保存食物，电冰箱发明前，人们就是用这些方法。

210. 因此，很明显，如果工业体系完全崩溃，冷却技术将会很快失传。其他组织依赖型技术也一样。而只要这种技术失传一代人，重新开发它就需要几个世纪，就像第一次开发时需要几个世纪一样。残留下来的技术书籍将稀少而四散。一个工业社会，如果要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建设，就必须经过许多个阶段：你需要工具以制造工具以制造工具以制造工具……。一个很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进步的过程是不可少的，而且，即使没有反对技术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理由相信任何人会对重建工业化社会感兴趣。对于“进步”的热情是现代社会形态的特殊现象，在大约17世纪之前并不存在。

211. 在中世纪，有四大文明几乎是同样“先进”的：欧洲、伊斯兰世界、印度和远东（中国、日本、朝鲜）。其中三个多多少少保持了稳定，只有欧洲成为不断变化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欧洲在那时成为变化的；历史学家们有他们的理论，但那仅仅是猜测。无论如何，走向技术社会形态的快速发展是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的现象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因此，没有理由相信持久的技术退步不会发生。

212. 社会最终会不会再向工业―技术形态发展？也许，但担心这一点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无法预见也无法控制500或1000年后的事情。那些问题应由那个时代的人们去处理。

左派的危险

213. 因为左派需要反叛和参加运动，他们以及类似心理类型的人往往为反叛或行动主义的运动所吸引，即使这些运动原本的目标和成员都不是左翼的。由此而产生的左派的大量涌入会很容易就把一个非左派运动变成左派的，因而左派的目标将会替代或歪曲该运动原来的目标。

214.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一个颂扬自然反对技术的运动必须采取坚决的反对左派的立场并避免与左派进行任何合作。左派从长远看与野生自然，与人类自由和消灭现代技术都是相悖的。左派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寻求将整个世界（包括自然和人类两者）捆绑到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这就意味着要由有组织的社会来管理自然和人的生活，而这就需要技术。离开了快速运输和通迅，就不可能有统一的世界；离开了先进的心理学技术，就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离开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就不可能有“计划的社会”。尤其是，左派为权力欲所驱使，并且以集体为基础谋求权力，通过认同于一个群众运动或一个组织。左派极不可能放弃技术，因为技术对于集体权力来说是太宝贵了。

215. 无政府主义者第[39] 也谋求权力，但那是以个人或小群体为基础的；他要让个人或小群体有能力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他反对技术，因为技术使小群体依赖于大组织。

216. 一些左派看上去似乎反对技术，但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体制外的人，而技术体系是由非左派控制的。如果左派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因而技术体系变成了左派手中的工具，他们就会热情地使用它，促进它的成长。这样，他们就会重复左派在过去一再显现的模式。当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是体制外的人时，他们起劲地反对新闻检查和秘密警察，他们支持少数民族自决权，等等；但是一旦他们自己掌握了政权，他们却实施了比任何沙皇都更严厉的新闻检查，创建了比任何沙皇都更残酷的秘密警察，而且他们压迫少数民族也不逊于任何沙皇。在美国，当几十年前左派在大学里还是少数时，左派教授们起劲地鼓吹学术自由，而今天，在大多数大学里左派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却表明随时准备剥夺他人的学术自由（这就是“政治正确性”）。左派与技术的关系也是一样；只要他们控制了技术，他们就会利用它去压迫别人。

217. 在过去的革命中，最权力饥渴型的左派一再的行为是，先与非左派的革命者和比较自由派倾向的左派合作，然后再欺骗他们，以便自己攫取权力。在法国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是这样做的，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是这样做的，1938年的西班牙共产党人是这样做的，在古巴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也是这样做的。回顾左派过去的历史，非左派革命者与左派合作乃是一种最愚蠢不过的事。

218. 各种各样的思想家曾指出，左派思想是一种宗教。左派思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左派的学说不假定任何超自然事物的存在。但对于左派人士来说，左派思想所起的心理学作用和宗教对于某些人所起的作用十分相像。左派人士需要信仰左派思想；这在他的心理经济学中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他的信仰是不会轻易被逻辑或事实改变的。他深深地相信左派在道德上是真正正确的，而他不仅有权力而且有责任将左派的道德强加于每一个人。无论如何，许多我们指称为“左派”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左派，也不把他们的信仰系统描述成左派思想。我们使用“左派”这个术语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更好的词汇来标识包括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政治正确性等运动的一整套相关的信条，也是因为这些运动与老左派有着亲缘关系。参见(227―230段。)

219. 左派是极权主义力量。无论左派在什么地方掌握了权力，它都往往会侵入每一个私人领域并强行把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改造成为左派的。这部分地是由于左派的准宗教性质；任何与左派信仰相悖的东西都代表罪孽。左派成为一股极权主义力量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左派的权力欲。左派寻求通过认同于一个社会运动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并且试图通过参与追求和实现该运动的目标来体验权力过程（参见83段）。但是，无论该运动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获得了多大的成功，左派也不会满足，因为他的行动主义是一种替代性活动（参见41段）。这是指，左派的真实动机并非是实现左派表面上追求的目标，而是他可以通过追求实现某个社会目标而获得权力感。[40] 因此，左派决不会满足于他已实现的目标，他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将永远引导他扑向某些新的目标。左派要求少数民族的平等机会。当这已经实现了之后，他又要求少数民族的成就在统计上的平等。只要任何人在其思想深处还藏有对于某个少数民族的负面看法，左派就要对他实行再教育。而且少数民族还不够，任何人也不允许对同性恋、残疾人、胖子、老人、丑人，等等，等等持有负面看法。告诉公众吸烟的危害还不够；还必须把警告印在每一盒香烟上。然后，香烟广告即使未被禁止也受到了限制。香烟一天不禁止，行动主义者们就一天不满意，而在此之后会是酒，然后又是不良食品，等等。行动主义者们反对儿童虐待，这是合理的，但现在他们要完全禁止打屁股。当他们实现这一点之后，他们又要禁止其它他们认为有害于身心健康的东西，一件又一件。在完全控制儿童的养育习俗之前，他们是不会满足的。而后他们又将向另一个问题。

220. 假定你叫左派列一张表，写上所有社会上不正确的东西，然后假定你实行了他们要求的每一个社会变化。你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不出几年，大多数左派又会发现某些新的东西要抱怨，某些新的社会“邪恶”要纠正，因为，我们再说一遍，左派的动机不是对于社会弊病的忧患！而是通过把他的解决办法强加给社会以满足权力欲的需要。

221. 由于其高度社会化水平对其思想和行为的限制，许多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不能以其他人的方式追求权力。对于他们来说，权力欲在道德上唯一可接受的宣泄口就是为把他们的道德强加于每一个人的斗争。

222. 左派，特别是过度社会化的左派，是 Eric Hoffer 所著《真正的信仰者》(The True Believer)一书意义上的真正的信仰者。但不是所有的真正的有信仰的人都与左派是一个心理类型。例如，纳粹的真正的信徒多半在心理上与左派的真正的信徒是十分不同的。由于能够一心一意地献身于某种事业，真正的信徒对于任何革命运动都是一个有用的，多半是必不可少的成分。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我们必须承认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如何将真正的信徒的能量用于一场反对技术的革命。我们现在只能说，除非一个真正的信徒执着一念地献身于摧毁技术，否则革命运动吸收他将是不安全的。如果他还献身于其他理想，他就很可能要利用技术去实现那个理想（参看220，221 段）

223. 有些读者会说：“这些关于左派的话都是一派胡言。我认识约翰和珍妮，他们都是左派，而他们没有任何极权主义倾向。”确实许多左派，单纯从数字上看多半还是大多数，是正派人，他们真诚地相信应该宽容其他人的价值观（到某种程度），而且不想用高压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社会目标。我们对于左派的评论并不意味着适用于每一个左派个人，而是描述左派作为一个运动的一般特性。而一个运动的一般特性并不一定由卷入这个运动的各式各样的人们的数量比例所决定。

224. 那些在左派运动中上升到掌权位置的人多半是最权力饥渴型的左派，因权力饥渴型的人才是最努力奋斗以求跻身权力层的人。一旦权力饥渴型的人攫取了运动的控制权，虽然有许多更温和厚道的左派在内心中会不赞同他们的领导人的行动，但他们也不会起来反对这些领导人。他们需要信仰他们的运动，而因为他们不能放弃这个信仰，所以他们只能跟着他们的领导人走。确实，某些左派有胆量反对出现的极权主义倾向，但他们一般会失败，因为权力饥渴类型的人组织得更好，更残酷无情，更马基雅维利，并已经为自己建立了强大的权力基础。

225. 这些现象在俄国和其他被左派夺取了政权的国家曾十分明显地出现过。十分类似，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崩溃之前，西方的左派很少批评那个国家。如果盯住他们问，他们会承认苏联做了许多错事，但然后他们就会替共产党找借口并开始谈论西方的毛病。他们总是反对西方对共产党的侵略进行军事抵抗。全世界的左派都起劲地抗议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他们就都不说话了。他们并不是赞同苏联的行动，而是由于他们的左派信仰，使他们实在没法让自己反对共产主义。今天，在我们的那些“政治正确性”占了主导地位的大学里，多半也有许多左派私下里并不赞同压制学术自由，但他们无论如何都跟着走。

226. 因此，许多左派作为个人都是相当温和宽容这一事实完全不能防止左派作为整体具有极权主义倾向。

227. 我们关于左派的讨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我们用“左派”这个词所指为何还远不是很清楚的。在这方面看来我们还没有什么办法。今天的左派已分裂为一系列的行动主义运动。然而，并非所有的行动主义运动都是左派的。有些行动主义运动（例如激进的环境主义）似乎既包括左派又包括那些完全不是左派的人，后者应该懂得和左派合作是不明智的。各类左派渐渐淡出为各种非左派，而我们自己则常常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去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左派。即使对“左派”这个词最后能定义清楚，我们关于左派的概念也仅仅是根据我们在本篇文章中进行的讨论定义的，我们只能建议读者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去决定谁是左派。

228. 但是，列出诊断左派病的某些标准还是有帮助的。这些标准不能以呆板的方式运用。有些个人符合一些标准却不是左派，有些左派却也许不符合其中任何一条标准。你必须运用你的判断力。

229. 左派是大规模集体主义倾向的。他强调个人服务于社会和社会照顾个人是双方各自的责任。他对个人主义持负面看法。他经常高唱道德调门。他倾向于赞成控制枪支、赞成性教育和其他心理“启蒙”教育方法、赞成计划、赞成反歧视行动，赞成多元文化主义。他倾向于认同于受害者。他倾向于反对竞争和反对暴力，但经常为使用暴力的左派找借口。他喜欢使用左派的通用流行语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同性恋憎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灭绝”、“社会变化”、“社会正义”、“社会责任”。也许左派最可确诊的特征是他倾向于同情以下这些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少数民族权利、残疾人权利、动物权利、政治正确性。任何同情所有这些运动的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左派。[41]

230. 最危险的左派，即那些最权力饥渴的，其特点往往是傲慢自大，或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然而，最最危险的左派很可能是某些过度社会化类型的人，他们避免表现出令人不快的攻击性，并且不过多地宣扬自己的左派思想，他们不事声张、不唐突、不莽撞地工作，以促进集体主义价值，社会化儿童的“启蒙”心理学技术，个人对于体制的依赖，等等。这些隐藏的左派（我们姑妄称之）在实际行动中接近于某些布尔乔亚类型，但在心理上、意识形态上和动机上则不一样。普通的布尔乔亚想让体制控制人民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或只不过是因为他持有传统的观点。隐藏的左派想让体制控制人民是因为他是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的信徒。隐藏的左派与普通的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不同，他的反叛冲动较弱，而且他是稳妥地社会化的。隐藏的左派与普通的良好社会化的布尔乔亚也不同，在他的内心深处有某种失落，这使得他一定要献身于某个事业，并沉浸于集体状态。而且很可能他的（升华得很好的）权力欲比普通的布尔乔亚要强。

结语

231. 在通篇文章中，我们进行了不精确的陈述，以及应该附带各种限定条件和保留的陈述；其中有些可能是错误的。信息的不充分和简明的需要使得我们不可能更准确地系统阐述我们的断言。上又有必要的限制。而且这类讨论当然是要依靠直觉判断的。所以我们承认这篇文章表达的只是极为粗陋的近似真理。

232. 即使如此，我们有理由自信我们在这里勾画的基本轮廓是大致正确的。我们把现代形态的左派描述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一种因权力过程中断而产生的症状。但我们在这一点上也很可能错了，试图通过将自己的道德强加于每一个人而满足其权力欲的过度社会化类型很早就存在了。但是，我们认为自卑感、缺乏自尊、无力感、自己不是受害者却认同于受害者这些症状起决定性作用是现代左派独有的。自己不是受害者却认同于受害者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19世纪的左派和早期基督教中看到，但据我们所知，缺乏自尊等症状在上述运动以及任何其他运动中，都不像在现代左派中那么明显。但我们并不能自信地断言在现代左派之前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运动。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引起注意的重要问题。

体制的辩护士们喜欢引用那些选举由一、两票就决定了的案例，但这种案例是极为罕见的。

的另一个优点是，在许多人心目中，自然唤起某种和宗教相联的神圣感，因此自然多半可以在宗教的基础上理想化。确实，在许多社会中，宗教服务于支持既存秩序并将其正当化，但宗教同样也经常提供一个反叛的基础。因此，把宗教成份导入反对技术的革命也许是有用的，特别是今天的西方社会没有很强的宗教基础，因而导入宗教成份可能更有用。今天的宗教，或者是被用于对狭隘的、短视的私利做廉价而易被识破的支持（一些保守派就是这样利用它的），或者甚至是被玩世不恭地利用去挣不义之财（许多福音传道者就是这以干的），或者退化为粗鄙的非理性主义（清教原教旨主义宗派、“邪教”，等等），或者是干脆停滞了（天主教、清教主流派）。西方近年来最接近于一个强大、广泛传播、有活力的宗教的东西是左派准宗教，但左派今天分裂了，而且没有清晰的、统一的鼓舞人心的目标。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个宗教真空，它多半可以由一个注重自然、反对技术的宗教填补。但是，试图人为地拼揍出一个宗教来承担这一角色将是一个错误。人为创造的宗教多半会失败。以“盖亚”（Gaia）教为例，它的信徒是真信仰它还是仅仅在装腔作势？如果他们只是在装腔作势，那么他们的宗教最终会砸锅。最好不要把宗教引入自然与技术的冲突，除非你自己真正信仰这个宗教，并发现它能在许多人心中激发出内心深处的、强烈的、真正的共鸣。

现代化与自由的矛盾

(《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译后记)

王小东

一个人，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进行了16次爆炸活动，炸死3人，炸伤23人，其目的只是为了发表一篇文章。这就给文章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无论是什么文章，既然它的作者以如此巨大的决心和毅力（虽然以有些邪恶的方式），要推出给我们一读，那也就确实值得我们一读。而其结果也正如其杀手作者所预料的那样，这篇题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文章经《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并在美国无数的计算机服务器上提供，世界各国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印刷品或互联网络阅读了这篇文章。

既然作者以如此巨大的决心、毅力和代价――他不仅付出了18年的心血而且现在面临着死刑――要我们读他的文章，既然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的人读过了这篇文章，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读一读它，知道它在说些什么，知道世界其他地方那么多人读到了些什么。中国人不仅应该有机会读它，而且应该有机会读它的全文而不是摘要。摘要的内容往往取决于作摘要的人的角度、观点、兴趣与见识，因而只有原本的全文才能让我们了解、分析和感受文章的实质，从我们各自不同的兴趣出发研究它。因此，笔者翻译了文章的全文。

那么，这篇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有些人说这篇文章根本不值一读，刊发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向恐怖主义屈服，而文章本身则充满了武断的不实之词，因此正派人应该拒绝阅读。也有些人欢呼叫好，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为文章作者竞选总统的“Unapack”运动。另有一些人则认为，文章中有些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但不是什么新东西，如

Kirk-patrick Sale 发表在 “The Nation” 1995 年 9 月 25

日号上的文章列出了一大堆人名：Jerry Mander, Chellis Glendinning, Jeremy Rifkin, Bill Mckibben, Wendell Berry, Dave Foreman, Langdon Winner, Stephanie Mills 和 John Zerzan，他们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笔者很同意《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文的绝大部分观点都不是新的，但笔者认为这篇文章还是值得一读。理由有两点。第一点，虽然有上述学者发表过类似观点，而且很可能比这个杀手作者的观点还要深刻精采，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观点呢？在美国也不会有多少，在中国就更少了。正像杀手作者玩世不恭地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虽然是信息提供十分充裕的社会，然而，有价值的信息多半会被垃圾信息淹没，只有爆出一些奇闻，新闻界才会大炒特炒，公众才会注意到。为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许多人死伤了，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已经付出的代价收不回了，但不能让它白付，我们趁此机会让公众知道；一些现代化批判的重要观点，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第二点，杀手作者在文中往往把观点表现得十分赤裸裸。虽然他在许多时候也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把大量篇幅浪费在社会学和心理学学术论文那种惯常的故作斯文的概念、定义、原理等等的形式主义废话上面，但杀手作者在总体上不像那些他深恶痛绝的“过度社会化”的学者们那样，总是说半句，藏半句，躲躲闪闪，只想表现得“儒雅”，只想谁都抓不住错，结果把文章弄得谁也看不出它想说什么。杀手作者的文风有冗长和拖沓的一面，但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不顾忌任何道德框框，把话说得直截了当，读起来另有一种明晰，另有一种快感。因而，《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决不会很小，它将比其他那些表达类似观点的文章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人们的观点。谋取其发表的手段是邪恶的，但达到了目的。下面笔者将自己认为是重点的部分选择几条加以解说，这样，读者既有机会阅读全文，作出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参照笔者认为的重点。

一、技术的进步将使少数人控制这个世界的所有方面，而多数人丧失自由

技术进步将使人类的未来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人类曾经对这个问题非常乐观：技术进步将使人类免除物质的匮乏，过去的不治之症得到医治，在地球各处快捷地旅行甚至到其他星球看一看，人们相隔万里也可见面闻声，等等。在20世纪行将过去的今天，以上所说的那些美好场景有许多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然而，人类却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另一面：环境的破坏、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武器、人口爆炸、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稍奇古怪的新的传染病，如爱滋病、疯牛病之类，等等。这些新问题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解决（是否真的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解决，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人们往往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技术进步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系统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而这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的系统必然会有两个特点：一是越来越脆弱，二是越来越由少数精英控制因而绝大多数人越来越丧失自由、丧失自主权、丧失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

中国相对处于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中国人往往对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问题感受不深，因此我们看看处于技术进步最前端的美国人的观点还是有好处的。杀手作者在他的文章中对于未来是这样描绘的。

“首先，让我们假定计算机科学家成功地开发出智能机器，这些机器无论做什么事都比人类强。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所有工作都会由巨大的、高度组织化的机器系统去做，而不再需要任何人类的努力。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一种是机器被允许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己做出所有的决策，另一种是人类保留对机器的控制。

“如果机器被允许自己做出所有的决策,我们是无法对结果进行预测的,因为不可能猜测这样的机器的行为。我我们只想指出，人类的命运那时就全凭机器发落了。人们也许会反驳，人类决不会愚蠢到把全部权力都交给机器。但我们既不是说人类会有意将权力交给机器，也不是说机器会存心夺权。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人类可能会轻易地让自己滑落到一个完全依赖机器的位置，滑落到不能做出任何实际选择，只能接受机器的所有决策的地步。随着社会及其面临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人们会让机器替他们作更多的决策，仅仅是因为机器作出的决策会比人的决策带来更好的结果。最后，一个阶段将会来临，在这个阶段，维持体制运行所必需的决策已变得如此之复杂，以至于人类已无能力明智地进行决策。在这一阶段，机器实质上已处于控制地位。人们已不能把机器关上，因为他们已如此地依赖于机器，关上它们就等于自杀。“另一方面，也可能人类还能保持对机器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也许可以控制他自己的私人机器，如他自己的汽车或个人用计算机，但对于大型机器系统的控制权将落入一小群精英之手――就像今天一样，但有两点是不同的。由于技术的改进，精英对于大众的控制能力将更大；而且因为人的工作不再是必需的，大众就成为多余的，成为体制无用的负担。如果精英集团失去了怜悯心，他们完全可决定灭绝人类大众。如果他们有些人情味，他们也可以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学或生物学技术降低出生率，直至人类大众自行消亡，让这个世界由精英们独占。或者，如果精英集团是由软心肠的自由派人士组成的，他们也可以扮演其余人类的好牧人的角色。他们将注意保证每一个人的生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每一个孩子都在心理十分卫生的条件下被抚养成人，每一个人都有一项有益于健康的癖好忙活着，每一个可能会变得不满的人都接受“治疗”以治愈其“疾病”。当然，生活是如此之无目的，以至于人们都不得不经过生物学的或心理学的重新设计改造，以去除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或使他们的权力欲“升华”为无害的癖好。这些经过设计改造的人们也许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得很愉快，但他们决不会自由。他们将被贬低到家畜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当真还就是杀手作者所描述的那样。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有些人会不同意，他们也许会说：过去会使用计算机的人很少，而今天计算机已如此普及，许多人都有了自己个人的功能强大的计算机，而且计算机的使用已变得如此简单，几乎人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你怎么能说由于技术的进步，这个社会越来越受精英的控制呢？我们看正好相反，个人的自主权越来越多。实际上，这种反驳是一种错觉。就计算机而言，会使用计算机与了解和控制计算机完全是两回事。仅在20年以前，要学会使用计算机就得对计算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硬件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软件也越编越完善，今天，使用计算机已经变得如此之容易，根本用不着对于计算机的任何了解。而不了解就意味着不能控制。譬如说，软件制作者在你的软件中加进一个什么小玩意，就能控制你得到的信息流，而你却完全不懂得其中的奥妙，甚至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你对于现实世界的了解却就此而改观。

笔者曾对一些朋友说过，21世纪可能只剩下一种娱乐形式，这就是电子游戏。电影、电视都会消亡。它们在今天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电子游戏的图象还不够逼真，不够完美，但随着软、硬件的进一步完善，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那时，影视明星或歌星恐怕不会像今天那么吃香了，无论是他们的美貌、他们的形体，他们的动作，还是他们的声音，都可以通过人工方式合成，而且合成得比原生的人更好，更吸引人。户外活动、旅行大概也不需要了，人们只要戴上一个带有环景屏幕的头盔，所有的山、水、阳光、沙滩、动物、植物、海底世界都可以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形式出现，自然界中有的东西，“虚拟现实”都可以摹仿出来，摹仿得丝毫不差，自然界没有的东西，“虚拟现实”也可以创造出来，创造得让你绝对分辨不出真假。而且，最适应“虚拟现实”的受众也准备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整天玩电子游戏而从来没有在草地上捉过蚂蚱、在池塘里钓过青蛙的儿童们。到了那时，对于绝大多数人，无论你是工人、农民（如果那时还有农民的话）、军人、学生、商人、教师、学者、公务员，还是总统，所谓的现实世界，主要就是“虚拟现实”。而“虚拟现实”里有些什么东西，则是由一小部分精英集团，或精英集团与机器，或机器自行决定的。在开头看来，这也许没有什么不好，人们过得很愉快。笔者曾开玩笑说过，那时，如果有谁在政治上不满意，那么，很好办，不打你，也不关你，发给你两张游戏盘，回家玩去吧，你就全满意了。这是非常省钱也省事的。然而，到了那时，人类的生杀大权就操在一小撮精英或机器手里了。用“虚拟现实”是可以杀人，而且可以像原子弹一样大规模杀人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介绍一点信息战的知识。虽然现在有很多人在谈论“信息战”，但一般中国人对于信息战的理解，要么就是认为它是一种“软”武器，如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战、心理战等，要么就是想到电子制导、电子对抗等战术手段。其实，信息战完全可以用作大规模的战略性破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银行系统是完全依赖计算机的，如果敌人、恐怖分子或就是精英集团自己不耐烦了，用个计算机病毒什么的把银行的计算机网完全破坏，你想想会发生什么情况？一觉醒来，你发现到银行取不出钱了。信用卡也不管用了，企业之间互相走帐划款都不行了，交易活动全停止了，这社会还不得大乱！可以不可以乱到失去秩序，完全崩溃，乃至大量死人？完全可以。实际上，现在的一些计算机“黑客”（hacker）就利用银行系统的这一脆弱性，进行敲诈。在过去三年中，伦敦的金融机构已经付给了计算机敲诈集团高达三亿英傍的款项。这是阻断信息的办法，还有提供假信息的办法。如在海湾战争时期，美国曾计划在伊拉克的电视网上播放用高科技手段伪造的萨达姆·侯赛因大吃猪肉的镜头（真够损的），我们只要看过电影《阿甘正传》，就不会怀疑这是可以轻易做到的。随着技术进步，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现实中，我们虽然知道这虚拟现实中的东西什么也靠不住，但却不得不依赖它，最后根本忘了它是假的。而那些控制计算机网的人则可以通过它任意地摆布我们，甚至是领导人。如果计算机网说加利福尼亚发生了地震，美国总统就得信加利福尼亚确实发生了地震。如果计算机网说现在有一种病毒流传，谁要生孩子谁就得非常痛苦地死去，那我们也不得不信，谁也不敢生孩子。杀手作者的警告确实并非完全无稽之谈。其实美国的一些信息战专家就认为，信息战的破坏当量并不小于全面的核战争、生化战争。因此，著名的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建议在美国总统办公室内设立专门的协调信息战的机构，并开发一个“最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使得国家在先进的信息战攻击下能够继续保持运转。然而，这一切能给老百姓自由、安全吗？当然不能。一方面，“最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也还是控制在一小撮精英手里，老百姓根本沾不上边，所以那些玩意搞得越多，老百姓就越没权。另一方面，我们在前面提到复杂系统的脆弱性。实际上，无论这部分精英有多聪明，设计出多高明的系统，要想完全挡住另一部分也很聪明的精英的攻击是不可能的。而现代技术所要求的庞大系统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只要破坏它的某个极小的环节，由于整个系统紧密相联，就会全面崩溃。打个比方。一颗枪子就可以打死一个人，但一颗枪子想要打死一堆和一个人一样重的细菌可门也没有。所以，一方面，一小撮精英可以控制一切，大众的生杀大权完全操在他们手里；另一方面，这些精英却对付不了其他精英，哪怕只有一个人的破坏。这就是在现代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类失去自由与安全感的典型表现。

诚然，现在的情况还没那么坏。这是因为，第一，世界上还有几拨强有力的精英集团――就是大国――在那儿竞争，因此谁也不敢太坏了；第二，精英集团多半还是想当个好牧人。但对于精英集团来说，一般大众确实处于既无力又无用的位置。那么，一般大众还有什么自由和安全可言呢？从某种程度上讲，还赶不上家畜呢。家畜毕竟还是有用的。

笔者在这里用比较通俗的事例凸显杀手作者的观点。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在原文中比笔者在这里表达的系统得多。值得仔细阅读。

二、自由的程度是由技术决定的，与意识形态没关系，技术越高，自由就越少

讲到自由，人们马上会想到专制与民主，封建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等等。但是，决定一个社会自由与否的最根本因素真的就是以上这些东西吗？杀手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他写道：“体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体制是由技术必要条件引导的。”他还写道：“一个社会中个人自由程度更多地是由该社会的经济与技术结构而不是其法律或政体决定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多数印第安民族是君主政体，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城邦亦为独裁者所控制。但是，通过阅读有关这些社会的书，人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些社会远比我们的社会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其部分原因是这些社会没有有效地执行统治者意愿的机制：没有现代化的、高度组织化的警察力量，没有快速的远距离通讯能力，没有监视照相机，没有普通公民的生活档案。因此，回避控制就相对容易。”

谈到古代社会，人们总是想到酷刑、人的权利没有法律保障，等等。例如，中国的学者一谈到中国的“封建社会”往往就咬牙切齿，写了汗牛充栋的书来描绘古代中国是多么“专制”、多么“不人道”，等等。但他们确实忘记了，虽然古代社会确实存在着专制和不人道的一面，但在许多方面，古代社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限制人们的自由；而现代社会就既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必要去这样做了。杀手作者写道：“现代人为规章制度所陷，他的命运为那些距离他很远、他不能对其决策施加任何影响的人们的行动所决定。这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傲慢官僚的任意所为的结果，而是技术发达社会的必需，无可避免。体制要运转就不得不严密地管制人们的行为。在工作中，人们必须干命令他们干的事，否则生产就会陷入混乱。官僚政治不得不按照僵硬的规则运行。给予低级别官僚实质性的个人自由处置权会扰乱体制并引起不公平的抱怨，因为各个官僚会以不同方式行使自由处置权。对于我们自由的某些限制是可以取消的。但一般说来，由大型组织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管制为工业――技术社会的运转所必需。”杀手作者的上述观点亦为美国其他一些政治学家所印证。他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Roger Lane的文章，说明：虽然美洲殖民地在英国统治之下的时候，比起美国宪法实施之后，其对于自由的法律保障既少又不那么有效，然而，在前工业化的美国，个人自由比工业革命后的美国要多；因为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在新的条件下，不得不剥夺人们的许多自由和独立性。

上述理论能否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得到映证?可以的。譬如，越现代化的国家越有控制个人行动，限制个人自由这一点，是可以找到许多例证的。最简单的，如在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个人到银行存款必须提供社会保险号码（相当于我国的个人身份证号），因此，无论你开多少户头，你的存款情况国家可以通过计算机网一目了然。有些国家也想照着办，但银行系统的计算机联网尚未实现，因此办不了。在个人存款方面，中国人实在是比较少受监视的，比较自由的。再比如，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有个人档案，西方国家自由，没个人档案，其实你只要看看美国电影就知道，它那里不但有个人档案，而且核查这些档案的能力、速度因其手段先进，比中国强得多。另外，据美国《时代》周刊1996年4月8号载文，英国在其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接装了摄像机，以监视其公民的活动，有些摄像机是夜视型的，可在一百米的距离内读出报纸。警犬的头上和胸前也都藏着微型照相机。这些政府安置的照相机把男女求爱的镜头、女人在卧室内赤身裸体的镜头都拍了下来。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在黛安娜王妃在商店与朋友一起喝咖啡时从上面照进她的内胸，从下面照进她的大腿。英国的中央政府今年打算花两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再买一万台摄像机，地方政府也要买更多的摄像机。银行与企业也在添置。伦敦地下铁中已经有了一万四千台。到处都是电子眼盯着你，这真有点让人毛骨耸然，让人想起《1984年》这本著名的科幻小说。就算他们现在拿着这些照片只是满足一下窥视癖，并没怎么着你，要怎么着你时这些可都是利器。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必须剥夺人的许多自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正如杀手作者所描绘的那样，由于技术的需要，人们在工作中必须严守纪律，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有规矩，而在不工作时，也得养成这种习惯，自由是绝对不行的。在中国，为什么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低，为什么安装工在安装空调等家用电器时总是多少要出些毛病？就是因为中国还比较落后，人们自由太多，没有养成干任何事都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习惯。再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很能印证杀手作者“官僚政治不得不按照僵硬的规则运行”这个观点。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抱怨官僚体制太僵硬，办一件事要盖多少多少个章之类，好了，现在体制灵活了，办同样一件事可能从一百个章减少到了一个章，结果怎么样？腐败又出来了，而且很严重。腐败问题当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确实是技术性的：你要清除腐败，就必须加强官僚体制的僵硬性；你要消除官僚体制的僵硬性，就必然出现腐败。

现代工业社会是很不自由的。中国人往往以为是中国不自由，到了国外就自由了，其实正如杀手作者所指出的，到哪儿都不自由，发达的工业社会可能更不自由。不仅工作时不自由，娱乐时都不自由。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据说是来自西方“先进”生活方式的著名口号：“玩命地干，拼命地玩”。连玩都得拼命，都是任务，就不兴在哪儿闲呆会儿，这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绝好写照。

三、人类的进化赶不上技术的变化：不搭配理论

杀手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得到现代科学的一些理论支持的，这就是他认为人类的进化赶不上技术的变化，因而带来了深刻的问题的观点。他写道：“我们把现代社会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归因于这个社会要求人们生活在与人类进化时极为不同的条件之下，要求人们按照与人类在条件下发展时相抵触的行为方式行事。”“在原始社会，自然的世界（其变化往往极为缓慢）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这本身就意味着安全感。在现代世界中，人类社会主宰了自然而不是相反，而由于技术的日新月异，现代社会也变化得极快。因此，稳定的框架就失去了。”他开列了一些现代工业社会的反常生存条件，其中包括“权力过程中断”（这个概念解释起来还有些费篇幅，请参看原文），人口密度过高，人与自然隔离，社会变化过快和自然形成的小社团如大家庭、村落或部落的分崩离析等。他承认原始社会也有问题，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原始人比现代人承受的压力和挫折更少而对于其生活方式的满足感更多。”

在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8月28日号上有一篇封面文章，题为“绝望的进化”，作者是Robert Wright，文章开首就引用了我们在这一小节开头引用的杀手作者的那段话。这篇文章向我们介绍了新颖的“不搭配理论”（mismatch theory）。一些被称为“进化心理学家”的学者力图以科学的方法勾画出由自然选择设计出来的人类思维的轮廓。“不搭配理论”就是由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研究因现代环境与我们的“祖先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疾病。我们中国人往往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是十分幸福、无忧无虑的，但这篇文章介绍说：抑郁症发病率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大约每10年就翻一翻。在北美，自杀是年轻成年人的第三位死因，在交通事故和他杀之后。百分之十五的美国人患有可临床诊断的焦虑症。

进化心理学还不能准确地解释所有这一切，但它已经对一些传统见解提出了挑战。比如，它认为，现代社会的由一夫一妻和孩子们构成的“核心家庭”比不上原始社会的大家庭更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特别对于主妇们来说更是这样。特别是，进化心理学认为：“文明”，与其说像费洛伊德及其后的许多思想家想像的那样压制了兽性，不如说是压制了“文明性”即人性友善、绅士的一面，这是不断的压抑造成的。

当然，也有人提出反论说，原始人之间争夺配偶，争夺食物的斗争是多么血腥。但根据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原始社会在处理配偶和食物方面也有协作和绅士的一面。当然，为了生存，争斗和防卫的一面也是不可少的。但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的一点是，原始人没有像现代人这样长期地、没完没了地、使人瘫痪地陷入抑郁或焦虑的。

进化心理学认为，上述现代病可能是因城市化过程形成人与人的隔绝导致的。某些现代娱乐形式，如电视，也造成人与人的隔绝。原始的娱乐形式是参与群体的活动。

人们也许会问，这些结论都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原始人快乐还是不快乐？进化心理学家是通过研究残存的原始民族得出上述结论的：他们发现焦虑症的生物化学副产品，皮质醇，在萨摩亚村民中比在西方人中明显的低。另外，文化人类学家也以他们的方法发现新几内亚的土人几乎没有抑郁症的迹象。简单地说，遗传进化的变化是缓慢的，往往要经过几百万年，几十万年，才有明显的变化，因此，人类的遗传构造是大自然根据几十万年前的环境选择的，无论那时的环境是好是坏，人类的遗传构造都更适应那时的环境，而不是现代的工业社会的条件。然而，进化心理学家们认为，这些现代病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通过人类对于人本身的奥秘的进一步了解得到解决的。而杀手作者则以自己的逻辑论证不可能解决。

四、然而，为了现时的生存，中国还是得发展科技，这是没办法的事

笔者认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是值得一读的，因为里面确实有许多对于工业――技术社会的深刻的见解――即使不是其作者最早提出的，深刻的见解毕竟是深刻的见解。然而，笔者确实又有一丝担心，读者看了这篇如此强烈有力的反对工业――技术社会的文章会不会产生中国不要搞工业化，不要发展高科技的想法呢？其实，中国早就已经有许多不懂科技的文人（他们在这一点上与杀手作者不同，杀手作者是懂科技的）在鹦鹉学舌地反对工业化社会，反对科学技术了。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工业化社会确实有许多问题，带来许多痛苦，而且确实也有可能像杀手作者所说的那样，最终极为痛苦地崩溃；然而，工业化社会的崩溃毕竟是明天的事，而一个社会不搞工业化，不在科技方面赶超，则今天就不能生存。这一点杀手作者是很清楚的，他认为，技术实际上是强制你去接受它的，开头看上去好像你可以做选择，接受它还是不接受它，实际上你别无选择，必须接受它。杀手作者也很清楚，如果这个世界要想在技术方面退回去的话，必须一起退，单独一国或数国退回去的话，面临的只能是被消灭的命运。

我们在前文中讲到，原始社会中人们过得也挺快乐，而且有生物化学根据，然而，原始民族基本上已被灭绝了，残存下来的很少，而且它们被西方文明灭绝的过程极端残酷、血腥，决不可能是快乐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技术发达的西方文明的入侵，其他文明可能过得挺好（当然我们今天从小就受到教育，说那些落后的文明，包括我们自己的如何如何糟，如何如何不人道，但这是西方人的解释，虽然中国的教科书也都一致这么写，它还是西方人的解释），然而，事实是西方的技术文明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了整个地球，这是一个现实，任何文明，只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也掌握技术这个利器。这就是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后，那些仍旧真心崇仰中国文明的有识之士，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也立即主张师法西方，先造出坚船利炮再说。这一点我们是决不该忘记的。因此，作为中国人，我们还必须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猛冲，直至我们掌握了与西方完全并驾齐驱的技术，我们的生存不再受到技术先进的国家的威胁，这时候，我们才可能和世界上其他强国一起坐下来，谈谈我们怎么才可以避免大家共同的厄运，不要再在技术方面过份竞争，而是把气力用在建设一个人们生活得更愉快的地球上。

五、希望还是有的，我们不会退回原始社会去

杀手作者尖锐地指出了工业化社会的弊病，指出了人类在这条道路上滑下去的危险性，作为解决办法，他邀请全体人类回到原始社会去。笔者认为，大多数人，包括笔者在内，不会接受这个邀请，虽然我们认为他说的有道理。笔者认为，现代技术仍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如果人类不那么贪婪，不那么相互不信任、你争我斗，那么，有了现代技术的帮助，人类本来是可以过得比原始人更悠闲自在，更自由、更少破坏自然的。问题是人类实在太贪婪了，一个人有车坐还不够，非要独占一辆车，甚至多辆车，在附近的青山绿水中，逛逛还不够，非要坐着喷气机满世界奔命，吃饱了还不够，非要大摆筵席糟践。问题是人类实在太不相互信任，你争我斗了，花费了那么多资源，搞了那么多武器，可以摧毁人类几十次了，还不够，还要搞几亿美元才能造一架的隐形飞机，计算机网络用着挺好，非要利用来搞什么“信息战”。把这些都改了（杀手作者并不同意改，他认为这是重新设计改造人，违背人的自然本性，但笔者在这点上不同意他，如有办法改，就是改了好，管它违背不违背人的“本性”呢！)，人类满可以过得挺舒服。有没有希望改，笔者认为是有的，但只有最强者才有资格带头改，如中国现在，还不能改，还得发展高科技，发展先进武器，否则，就不能生存――成了反淘汰，好人不能生存，坏人全活得好好的。因此，有佛，还得有护法，就是这个道理。

[1] 指1987年11月18日“人民圣殿教”918名信徒集体自杀事件。

[2] 19世纪初英国的一名纺织工人的名字，因害怕机器的出现会导致失业而捣毁机器的工人组织成员之一。

[3] 这是爆炸杀手寄给他的受害人之一、耶鲁大学博士大卫·盖伦特的一封信。在1993年6月的爆炸案中，盖伦特的腹部、胸部、脸部和双手严重炸伤。

[4] 纽约市广告界的行政官员。1994年12月被炸死在家中。他在被炸死前不久刚刚被提升为纽约某广告公司的高级策划人员，在此之前他在此公司的下属公司伯森―马斯泰勒(Burson―Marsteller)公共关系公司任职。

[5] 1989年3月24日，美国埃克森(Exxon)石油公司的沃尔代兹(Valdez)超级油轮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海峡发生石油外泄事件，油轮整个容量的1/5，即1亿零8百万加仑石油从破口流出。据科学家的分析，这一严重事件带给阿拉斯加中南部海域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仅举一例，污染给当地动物带来毁灭性打击，约有50万鸟儿丧生。根据当时一些环保组织内部流传的、未加证实的消息，伯森―马尔斯泰勒公司与此丑闻有牵连，故爆炸杀手迁怒于该公司的行政官员。

[6] （19段）我们断言，所有或大多数恃强欺弱者、无情的竞争者都因自卑感而痛苦。

[7] （25段）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过度社会化的人都患有严重的心理疾患，这是压抑或试图压抑他们性感觉的结果。弗洛伊德显然是以这些人为基础建立他的理论的。今天，社会化的焦点已经从性转移到了攻击性。

[8] （27段）不一定包括“硬”科学的专家们。

[9] （28段）有许多中上阶级的个人反对其中的某些价值观，但他们的反对总是多多少少遮遮掩掩的。这些反对意见在大众传媒中的出现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社会的宣传的主要趋向是有利于上述价值观的。这些价值观之所以成为―姑且这样说―我们社会的官方价值观，是因为它们对工业体系有用。暴力之所以受到阻止是因为它干扰体制的运行。种族主义之所以受到阻止是因为民族冲突破坏体制，而歧视则浪费对于体制有用的少数人群体的成员的才能。贫穷必须得到“医治”，因为下层阶级会给体制带来麻烦，并且与下层阶级接触会降低其他阶级的士气。妇女被鼓励参加工作，因为她们的才能对体制有用，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固定工作的妇女可以被更好地整合进体制且与体制的联系比与他们家庭的联系更直接。这有助于弱化家庭纽带。（体制的领导人说他们要强化家庭，但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家庭成为按照体制需要把儿童社会化的有效工具。我们在51、52段说明，体制无法允许家庭或其他小规模社会群体强大和自治。）

[10] （42段）有人可能会说，大多数人不想自己作决策，而要求领导人替他们思考。这里有一定的真实成分。人们喜欢在小事上自己作决策，但是要就困难的、根本性的问题作决策需要面对心理冲突，而大多数人不喜欢心理冲突。因此，他们往往想依靠别人去作困难的决策。大多数人本性是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但他们喜欢与领导者有直接的个人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困难决策。他们至少需要这种程度的自主权。

[11] 这里列举的有些症状十分类似于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以下我们解释一下这些症状是如何由权力过程的缺失引起的：对人性的常识理解告诉我们，缺乏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导致厌倦，如果持续下去，最终往往导致抑郁症。不能实现目标导致挫折感和自尊心降低。挫折感导致愤怒，而愤怒导致攻击性，经常以虐待配偶和儿童的形式出现。有证据显示，持续的挫折感一般会导致抑郁症，而抑郁症往往引起负罪感、睡眠紊乱、饮食失调和自我感觉不好。那些向抑郁症方向发展的人会去寻欢作乐，以消解痛苦；因而出现了永无餍足的享乐主义和过度的性生活，以性变态寻求新刺激。厌倦也会引起过度的寻欢作乐，因为没有其他目标，人们就以享乐为目标。见附图（但并无附图―译者注）。前面的叙述是一种简化。实际情况要更复杂，而且权力过程的缺失当然不是那些症状的唯一的病因。顺便提一句，我们所说的抑郁症并不一定是严重到必得由精神病医生治疗的那种。出现的往往是轻度抑郁症。而我们所说的目标也不一定是长远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目标。对于人类大部分历史上的许多或大多数人来说，从手到嘴的生存方式（仅仅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提供过一天算一天的食物）的目标已经相当充分了。

[12] （52段）一些消极的、内向的群体可算是部分的例外，例如基督教门诺派中的严紧派，它对大社会的影响很小。除此之外，一些真正的小规模社团确实存在于今天的美国。例如，青年犯罪团伙和“邪教”。每一个人都认为它们是危险的，它们也确实是危险的，因为其成员主要是相互之间忠诚，而不是对体制忠诚，所以体制控制不了它们。还有吉普赛人的例子。吉普赛人经常可以偷盗和诈骗而不受处罚，由于他们相互间十分忠诚，他们总是可以找到其他吉普赛人作证，“证明”他们无罪。显然，如果属于这样的群体的人太多，体制的麻烦就会十分严重了。一些20世纪早期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国思想家认识到了打破小规模社会群体如家庭的必要性：“（孙中山说）中国人需要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浪潮，这一浪潮将把对于家族的忠诚转变为对于国家的忠诚……（黎晃（音译）说）传统的纽带，特别是家族纽带必须被抛弃，不如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就无法发展。”（切斯特·谭，《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125页，297页。）

[13] （56段）是的，我们知道19世纪的美国有问题，而且有严重的问题，但为了简明，我们不得不作简化的表达。

[14] 我们把下层阶级放在一边,我们只谈主流社会。

[15] （62段）一些社会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专家等人正在尽最大努力，想通过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满意的社会生活来把社会性欲求推入第一类。

[16] （63，82段）无限的物质欲是否真是广告和营销业的人为创造？人类确实没有天生的物质欲。有过许多文化，它们的人民在满足其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就很少有对于物质财富的欲求（澳大利亚土人、传统的墨西哥农民文化、某些非洲文化。）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前工业文化，物质需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我们不能说今天的贪求物质取向的文化完全是广告和营销业的创造。但显然广告和营销业在创立这一文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广告上花费亿万美元的大公司如果没有确实把握能够通过增加销售把这笔钱赚回来，是决不会这么花钱的。几年前，一个FC的成员曾遇到一个销售经理，这位销售经理十分坦率地告诉他：“我们的工作就是想法叫人们买他们不想要也不需要的东西。”他然后描述了一个未经训练的生手如何给人们介绍了产品的全部事实，结果一件也卖不出去，而一个经过训练的，有经验的专业推销员却卖给了同一群人许多东西。这表明了人们会受摆布去买他们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

[17] （64段）无目的感的问题在最近15年左右以来似乎变得不那么严重了，因为人们在生理上和经济上不像以前那么觉得安全了，而他们对于安全的需求给了他们一个目标。但取代无目的感的是难以获得安全的挫折感。我们之所以强调无目的感是因为自由派和左派希望通过由社会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来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然而，即使这一点真做到了，只不过是把无目的感的问题又带回来。真正的关键不在于社会给了人们多少安全，问题在于人们的安全依赖于体制而不是自己。顺便说一句，这是人们为什么被发动起来保护携带武器的权利的部分原因；持有枪支使得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安全回到了他们自己手中。

[18] （66段）保守派减少政府管制的努力给普通人带来不了多少好处。首先，只能取消一部分管制，因为大多数管制是必须的。其次，放松的管制的大部分是与企业有关的，而与一般个人无关，因而其主要作用是把权力从政府手上转移到私有大公司手中，例如它们可能被允许将更多的化学物品倾倒入个人的水源供应，让他得上癌症。保守派是在把普通人当傻瓜，利用他们对于大政府的怨恨以促进大企业的发展。

[19] 当某人赞同一个给定案例中宣传的目的时,他就将其称为“教育”或使用其他类似的委婉语。但宣传就是宣传,无论其目的是什么。

[20] （83段）我们并未说我们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入侵巴拿马，我们只是以它为例来说明一个观点。

[21] （95段）美洲殖民地在美国统治之下的时候，比起美国宪法实施之后，其对于自由的法律保障既少又不那么有效，然而，在前工业化的美国，无论是独立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其个人自由都比工业革命在这个国家生根之后要多。让我们引用《美国的暴力：历史的和比较的透视法》(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Hugh Davis Graham 和 Ted Robert Gurr 合编, Roger Lane撰写)的第12章，476―478页：“财产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增加的对官方执法的依赖（在19世纪的美国）……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社会行为的变化是如此之长期，如此之广泛，因而显示出与当代社会过程的最根本的东西的联系，与工业城市化自身的最根本的东西的联系……“马萨诸塞在1853年有660,940人，81%是农村人口，前工业化的和土生土长的人占绝对优势。它的公民已习惯相当于的个人自由。无论是联畜运输车驾驶者，农夫，还是工匠，都已习惯于按自己的时间表干活，而且其工作性质使得他们在生活上互相依赖……个人问题，诸如罪孽甚或犯罪，一般不是大社会所关心的……“但是，1835年开始变得强有力的向城市及向工厂的两个人口迁移的冲力，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叶，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工厂要求对行为进行管制，要求一个服从钟表和日历节奏的、服从工头和管理者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或城镇，在拥挤的居民点生活的需要抑制了许多原本并不会招致任何反对的行为。”在更大的单位工作的蓝领和白领雇员都相互依赖于他们的伙伴，由于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得与另一个相衔接，因而一个人的生意不再是他自己的。“新的生活与工作的组织的后果到1900年已明显表现出来，当时2,805,346个马萨诸塞居民中的约76%被划为城市居民。许多在一个松散的、独立的社会里可以被宽容的暴力和不规矩行为在后一时期的更拘谨、更合作的气氛中不再被接受了……简单地说，向城市的迁移造就了比他们的前辈更驯顺、更社会化、更“文明”的一代。”

[22] (117 段)

[23] （119段）“今天，在技术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是十分相像的，地理位置、宗教和政治上的不同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芝加哥的一个基督教银行职员，东京的一个佛教银行职员，莫斯科的一个共产党银行职员，其日常生活十分相像，而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与一千年以前的人的生活却是非常地不同。这种相像是共通的技术的结果……”L. Sprague de Camp，《古代工程师》(The Ancient Engineers)，Ballentine版，第17页。三个银行职员的生活不完全一样。意识形态确实产生某些影响，但所有技术社会，为了生存，必须沿着大致相同的轨道进化。

[24] 只要想一想一个不负责任的遗传工程师有可能创造出许多恐怖分子。

[25] （124段）再举一个医学进步产生不良后果的例子，假设发明了治癌症的可靠办法。甚至假设这种疗法太昂贵，只有精英集团才用得起，这也会大大降低他们制止致癌物质逸入环境的动力。

[26] 因为许多人会觉得许多好东西合到一起就会变成坏东西是一个有悖常理的想法，我们将用一个类比来说明。假设A先生与B先生下棋。C先生是一位特级大师，站在A先生后面看棋。A先生当然想赢，于是C先生给他支了一步好招，他是在帮A先生。但现在假设C先生告诉A先生全部这盘棋的下法，情况会如何？在两种情况下，他都是给 A先生支好招来帮他，但如果他替 A先生走全部这盘棋，他就把这盘棋搅了，因为如果其他人替他走全部的棋，A先生还下个什么劲呢？现代人的处境十分似于 A先生。体制在无数方面都使个人的生活更方便，但这样它就剥夺了他对于自己命运的控制。

[27] （137段）这里我们考虑的仅仅是主流社会的价值冲突。为了简明，我们省略了“局外人”的价值观，如野生自然比人类的经济福祉更重要等观念。

[28] （137段）自身利益不一定就是自身物质利益。它可能在于实现某种心理需求，例如，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宗教。

[29] （139段）一个限制条件：允许某些领域的某些指定程度的自由是符合体制的利益的。例如，经济自由（附加上适当的限制和约束）已证实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但只有有计划的、有约束的、有限制的自由才符合体制的利益。个人必须得被拴上根绳子，即使绳子有时放得很长（参看94、97段）。

[30]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社会生存的效能和潜能总是与该社会加于其人民的压力或不适成反比。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有充分理由相信许多原始社会加于其人民的压力比欧洲社会小，但欧洲社会证明其远比任何原始社会更有效能，而且在与这些社会冲突时因技术优势而胜出。

[31] （147段）如果你认为更有效的执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它可以压制犯罪，那么，请你记住，体制规定的犯罪不一定就是你也会认为是犯罪的事情。今天，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吸大麻是“犯罪”，而持有任何火器，无论登记与否，也有可能变成犯罪。同样，受到反对的养育儿童的办法，如打屁股，也有可能变成犯罪。在某些社会，表达不同政治观点也是犯罪，不能担保美国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因为没有任何宪法或政治制度可以传之永远。如果一个社会需要一个庞大的、强有力的执法机构，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有些什么严重的毛病；如果有那么多的人拒绝遵守规则，或只在受强制时遵守，那么，这个社会必须对其人民施以强大的压力。许多过去的社会很少用或不用正式的执法就运行得很好。

[32] 准确地说,过去的社会也有影响行为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很原始,与现在开发的技术手段相比效能很差。

[33] （152段）无论如何，一些心理学家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于人类自由的蔑视。“Omni：”（1987年8月号）曾引用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话说：“我想像有一天，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就像今天的狗与人一样，而我是为机器人呐喊助威的。”

[34] （154段）这不是科学幻想！在写下第154段后，我们碰巧翻到《科学美国人》中的一篇文章，据这篇文章说，科学家们正在积极开发辨认未来的罪犯并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综合手段为其治疗的技术。一些科学家主张施行义务治疗，这种疗法可能不久就会出现。（参见《寻找犯罪分子》（Seeking the Criminal Element, W·Wayt Gibbs, Scientific American, 1995年3月号。）也许你认为这挺好，因为治的是那些有可能醉酒驾车的人（他们也对人类生命构成了威胁），然后就要修理那些打孩子屁股的人。然后是那些破坏伐木机械的环境主义者，最后是任何其行为对体制不方便的人。

[35] （184段）自然作为与技术抗衡的理想

[36] （189段）假设这最后的一推发生了。可以想像工业体系将以某种渐进的，零敲碎打的方法被消灭。（参见4、167段，及注释4。）

[37] （193段）更可以想像的（远期）是，革命将由对于技术的态度发生的巨大转变构成，从而导致工业体系相对渐进的和无痛苦的解体。但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情况。更为可能的情况是，向非技术社会的过度十分痛苦，充满了冲突和灾难。

[38] （195段）在决定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方面，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技术结构远比其政治结构更为重要(参见95、119段和注释16、18)。

[39] 这一陈述所指的是我们特殊牌号的无政府主义。许多不同的社会态度都被叫作“无政府主义”，而且许多自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可能不接受我们215段的陈述。需要顺便说明，有一个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其成员多半不会接受FC为无政府主义者，也肯定不会赞同FC的暴力手段。

[40] （219段）许多左派的动机是敌意，但敌意多半部分地是权力欲受挫所导致的。

[41] 懂得我们所指的是那些同情我们今天社会中的这些运动的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相信妇女、同性恋等等应有平等权力的人不一定就是左派。我们今天社会的妇女解放、同性恋权利等等运动有着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调门，这种调门是左派的特性；而且如果一个人相信例如妇女应当有平等权力，并不一定就等于他必须同情今天的妇女解放运动。

{1} _{很惭愧，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 仅作为收录供参考,翻译对照:(not finished yet)

{2} 是校园――航空公司爆炸杀手自定的标志：意思多半是 Freedom Club（自由俱乐部），或 Freedom Collective（自由集体）。――译者